清朝的文字狱有哪些类型？清朝的文字狱为何愈演愈烈？
文字狱指的是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是因文字缘故而造成的罪案，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而愈演愈烈。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清代文字狱对法律带来了影响，并且主要是消极影响。从宏观上说，对法律的公正性带来了消极影响。这包括对罪刑法定原则与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原则的破坏。
从微观上看，清朝文学监狱损害了清朝司法权的公正，包括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官员的司法权。我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在分析一定时空下的历史现象的同时，也要从中脱身，在一定的高度上分析和批判制度和规律的不足和不足，以求取长补短。
一、清代文字狱的类型
1、官员
在文字狱案件中，也有官员因文字诗书等坐罪，其中不乏位高权重者。在程黎《秋水诗钞》案中，因王世凡与程黎有嫌隙，遂告诉赵永德其《秋水诗钞》为逆书。而赵认为可以趁机敲诈程一笔钱。然而程面对赵的威胁不为所动，赵遂将其告到官府。经查明，赵永德属于诬告。后续处理则不按照非常大狱文字狱的处理程序处理了。在黄检案中，黄检将其祖父黄廷桂与皇帝之间的奏疏刻印成书，并赠送给其他地方官员。此举惹怒了皇帝，也使得朝廷上的其他官员人人自危，生怕自己有什么与此类似的言行惹怒了皇帝。由于黄检及其他做官的亲属认罪或者说交代情况的态度良好，皇帝心里的怒气得以平息，黄检与其亲属则以降职处理。尹家锉在编写家谱的过程中用了“宗庙”、“宗器”这样的字眼。而只有皇家才可称“宗”，一般人家都称“家庙”。此外，尹嘉锉将尹母的死亡称为“亮”，这又是犯了忌讳的。据《礼记》记载：帝王死亡称崩、诸侯为“亮”。到了唐代发展为，二品以上的官员死亡才可称亮。而此时的地方中央官员，嗅到了风向，出于各种目的，开始查抄尹氏的诗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文字之祸。《清代文字狱档》中记载：“经大学士等按律定拟，奏凌迟处死，”’但是因为尹家栓：“为父私情，姑从宽免。”于是尹嘉锉获得皇帝的加恩由凌迟处死之刑改为处绞立决。
2、平民
在丁文彬逆词案中，丁文彬写的《洪范春秋》等书籍中，又是登基为王，又有国号，年号，还有大肆封官拜爵的文辞。这在当时看来，确属“大逆不道”了。从丁文彬的供词中得知，他的书竟是什么上帝命其作之。他还在书中说：“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旁说话，常人不能听到的。”’从此观之，也可确定丁文彬为精神病无疑。对“造作逆书”的丁文彬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其胞兄丁文耀因不察而斩首示众，并抄没全部家产，其侄丁士贤、丁士麟斩立决，后改为斩监侯。在王殉遣兄投递字帖案中，王殉王琦两兄弟投递词帖给当时的户部右侍郎兼国丈金简，被认为是妖书。经查明，王琦家中又有：古序、对联妄称仙笔，希图进呈，已属不安本分之人。军机大臣于敏中认为王氏兄弟是胆敢编写此等悖逆的书籍，实属可恶。这王殉应该按照造作妖书律这一律条拟斩。他的兄弟王琦替他上京进呈著作，即使没有与其弟共同编造该书，也说明他也不是安分的人，应当发往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
二、清朝文字狱产生的表现
1、查缴禁书
清朝统治者虽然通过发动一系列的文字狱来维护其统治，让汉族人
民绝对臣服，不得有一词半语的不满，但明朝一些野史仍存在民间，这些野史使统治者不得不顾虑重重。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全国献书活动进入高潮，当大批图书集中到北京之时，乾隆皇帝才暴露了他的寓禁书于征的真实意图。随后他又连下谕旨，严令各省把查缴禁书放在访求遗书的首要地位。与此同时又责令“四库全书馆”将各省进到之书详细检查，发现有触及禁忌的书文，即行撤出销毁。乾隆皇帝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之下，重治彭家屏，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了，这就是要杀一儆百，震慑汉族臣民。这样彭家屏的冤狱还是最终了结。
一潭死水激起的几轮微澜渐渐平息下来，但乾隆皇帝在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并没有感到宽慰，依然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此后他又策划发动一系列文字狱使有可能碍于清廷统治的书籍统统销毁。乾隆围绕《四库全书》的纂修，一系列禁书上谕与禁缴命令，将禁书与《四库全书》编纂连成一体。《四库全书》修好后，进行重检时，又焚毁了若干书籍。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全面总结，而是将不利清朝的书籍焚毁。修书是手段，禁书才是目的，从而构成了清廷禁书的另一特征。
2、制造恐怖气氛
康熙、雍正主要打击对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上的反对
势力，获罪的多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乾隆年间，文狱是为了迎风捉影，加上不必要的罪名。大多数罪犯是低级知识分子。乾隆只是想在知识分子中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展示皇帝的生死大权。那个时候，背诵诗歌和作文，很容易被指责无谓的罪名，被牵连进文学牢狱。皇帝这种牵强附会主要因为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他们知道汉士人有反抗情绪，当他们看到比较敏感的字如“明”、“清”就会联想发动文字狱，主要想让汉族士人打消这一念头，造成恐怖气愤，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
三、清朝文字狱产生剖析
1、清朝加强中央集权
清朝入关后，一方面进行了武力斗争，镇压农民的起义和南明的反抗势力，统一了全国；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将如何统治中国这个问题。清初顺治时期，沿袭明制，仍以内阁作为政府的中枢机构，内阁的最高长官是大学士，但实际上内阁的实权远不及明朝。内阁由皇太极的文馆及内三院演变而来，职能只是负责起草，传达诏令，代批拟旨等，实际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由于清初内阁并没有实权，而当时只有一个中枢辅政机构严重威胁着皇权，那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由于政治部部长会议的成员大多由满族人组成，实权始终掌握在满族贵族手中。一些满族贵族经常通过政治国王和大臣的会议来压制皇权。因此，在清初，大臣专横的情况屡见不鲜。
2、满族统治者为了震慑汉族的文人士子
满族统治者对汉人非常警惕，对他们心存疑虑，唯恐他们再次造反。在清朝建立之初，全国各地经常爆发反清斗争，迫使清朝统治者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包括加强思想控制，阻止汉人发动另一场抵抗斗争。到乾隆朝更发展到了病态的猜忌和恐惧，必欲彻底剪除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而后快。纵观清朝文字狱史，属于留恋前明反对满清的案子，的确不少，然而更多的则是统治者蓄意罗织的，牵强附会，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的结果。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借此来震慑汉族的文人士子，让他们俯首听命，安分守己，不要和满人对抗，其中，函可的《变记》案就是最早因民族矛盾这一原因而产生的，而后来的吕留良案则是最为典型。
结语
清朝文字狱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多种原因交错发展而成的，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上，清朝这一少数民族为了维护其统治加强思想控制，而使用文字狱这一手段，而当时的少数汉人为了个人利益而互相告讦是清朝文字狱产生的人为因素，导致文字狱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