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雍正都是皇帝，两人为何都对自己的兄弟赶尽杀绝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李世民与雍正帝，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部二十四史，每逢以暴力改朝换代，便有尸骨成山，血流成海，自不必说。而同一统治集团的上层，围绕着权力分配的斗争，君臣相碛，父子相残，兄弟相戮乃至夫妇相夺，可谓不绝于史，多少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王子皇孙因而死于非命。

　　白起攻战必克，难逃杜邮之诛，屈原忠心直谏，不免湘水之投。宫廷斗争中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的角谋，远比战场上的明枪真剑难防，就此伴随了一部血腥历史。

　　凡有人的地方必有争斗，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同时却也是人性。封建统治集团争的是什么？无非一个“权”字。权力是个人占有物质财富的依据，而优越感，支配欲的满足，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要求之一，因而，更高的权力地位，也意味着更大的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所以，权力被认为是导致人类相互冲突的根源之一，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强烈的腐蚀剂。

　　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以至形成君主的个人专制。这是一种宝塔形的结构，每一层次的权力，都来自并受制于上一层次，而上层的权力，都必须通过它对下层的支配才能实现。这种结构并不能始终保持稳定。权力愈是集中，它便愈富于诱惑力，正因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下层的掌权者必须通过不断地向上爬升才能感到安全。而这样一种运动，无可避免地要指向帝王的宝座，因而，权力地位越是相近的人，他们的关系便越是微妙，愈富于内在的紧张性。

　　如果说，不同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也常常使用阴谋手段，那么，至少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公开的，暴力的。相反，同一政治集团的内部争夺，其公开和暴力手段只是出现于最后一刻，更重要的是长期的策划，是不为人察觉的阴谨。

　　他们本来处在同一个权力结构中，任何人所觊觎的更高权力，都是随时可能对他进行处置的更高权力，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善自掩饰，以求一逞，同样，占据较高权力地位的人，也必须处心积虑，力求洞察一切，当面说好话，背地使刀子，其实是皇权制度下官僚政治的题中之义。

　　无法直接说那些搞阴谋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靠搞阴谋上台的也不乏其雄材大略，在历史上留下丰功伟绩，创立不朽功业的政治家，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天纵之才，一样是弑杀太子长兄，逼宫父皇，夺得皇位，因此，历史并不按照道德原则发展，而是利益斗争的结果。

　　如李世民这样的天才的政治家，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阴谋手段，诬陷、策反、谋杀，而后大讲仁义道德，以建立统治秩序。在权力斗争中充满着风云变幻，偶然的因素太多，所以有经验的政治家并不怎么相信优势地位的可靠性，往往在优势状况下也及早采取非常手段，甚至在一个可能的对手尚未成为真正的对手时，就加以消灭，当断不断，后患无穷。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验积累得太多，古代的政治斗争就越来越变得残酷，而且，只要成功了，就可以很自然地将自己涂抹成圣贤，将对方指斥为奸邪乃至猪狗，正如清朝雍正皇帝胤禛，对他诸多兄弟，八皇子胤禩、九皇子胤禟所做的那样。至于官方修撰的历史，自有一帮文人打扮收拾。

　　权力角逐，是极其聪明、狡诈的人才可参与的游戏。但仅仅工于心计还不够，还必须具备两种重要的气质，坚忍和必要时不计安危的孤注一掷。这可以说是商人的本领与赌徒的心理的结合。

　　历史上，有很多人凭着机智、精明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之后，却变得畏缩起来，最终难免失败，如专断曹魏国政十年，却在高平陵之变临阵退缩，欲为富家翁而不可得的曹爽。

　　而权力游戏的重要法则，就是要善于窥察人心，知道每个人有哪些弱点可以利用。要行使权力就不能不利用人才，所谓善于用人，不仅仅是发挥一个人的长处，还要善于选择一个人的短处来控制他，当一个人才对自己不再有用、甚至形成威胁时，还要善于选择时机，将他除掉。

　　刘邦唱到“安得猛士兮归故乡”，但杀起异姓诸侯王毫不手软，所以，“猛士”是要的，但用途是为自己“守”这份“产业”，如果不能为他看守家产，甚或有可能破坏这份家产，什么样的猛士，都只有死路一条。

　　每个新官上台，往往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人员变动，有时甚至严重到大清洗的地步。因为原有的官员，新上司并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忠诚与感激，即使拉拢与加恩，也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这样他们对新政的投入热情就不如新人。

　　而新人就不同了，破格提拔可以得到他们的效忠之心。而且，但凡有一定实践的老人，必然会对新的上司的新举措有自己的看法，也缺少建立功业的欲望。而新人就更多的是盲从，易于指挥。

　　皇权专制的政治永远是神秘的政治，而神秘的政治永远充满阴谋，俗云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但真正老老实实的人，只配种田做工，无法参与权力角逐。古今帝王将相，以及胸怀大志的才俊之士，对历代的权力斗争、阴谋事件，都花了大力气去揣摩，正如唐太宗所谓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是也。

　　北宋司马光失意朝堂，不合于政，退而著书立说，完成了名彪千古的《资治通鉴》，对宋以前的权力斗争与政治阴谋特别关注，因而历代政治家均以它为必读教材。

　　不过话又说回来，千载之下，屈赋、李诗、苏词，尚能为千万稚童朗朗上口，而与他们同时的王公宰相有几人为世人所铭记呢？就是司马温公自己，在青史中作为《资治通鉴》作者的份量，也比他做为元佑党魁、北宋宰相的地位更重要罢。

　　“文章千古事，功过一时评。”不外如是乎？如许多才俊之士将才智心血耗于无尽的权力斗争中，荒废了大好辞章……江淹为相，始有才尽之叹……悲夫？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