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有什么特殊意义？与明代对外政策有什么关联？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与西方海上交通的一次重大事件，在整个航海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明朝的外交关系也具有重大意义，使得中华民族的声望远播海外。从中也可以看出明朝的航海历史的发展，以及明朝对外交流的态度，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郑和下西洋的概述及性质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励精图治，想要把明朝建立为强大的国家，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封建社会，吸取了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为民的操作，例如：恢复生产、扶植工商业、发展经济等举措，力求明朝国家安定、繁荣富强。

　　在农业方面，自元朝末年农民起义之后，土地集中的趋势得到缓和，自从耕农的数量越来越多，明朝初年又采取了各种积极的农耕措施来发展农业，使得农村农业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与恢复。

　　在手工业方面，明朝初期，推行了各种积极的商业政策，允许个人自由从事商品生产，这一政策一下就刺激了手工业者们努力生产和提高技术，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在明代朝廷的大力扶持之下，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矿冶、纺织、造船、陶瓷等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保障了明朝人民的基本物质条件，加上商业也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商业经济也快速的繁荣热闹起来，“洪、永、熙、直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这是明朝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明朝如此安定、繁华的大背景之下，“郑和下西洋”的产生就是明朝与海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中国的海岸线非常长，面临的海域非常辽阔，大多数的邻国都是海外家国，通过海陆交通发展与海外各国建立联系，是明朝初期的主要活动内容，“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明朝初期适应外交的重要方式。

　　“郑和下西洋”先后共七次，历时有三十年之久，明朝初期，尤其是“郑和下西洋”时期，明代朝廷对外国诸国奉行的政策，决定了“郑和下西洋”的外交性质。明朝由朱元璋打下江山，再由明成祖不断发展巩固政权，得以明朝时代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执行了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明成祖朱棣，比明太祖朱元璋更加注重与邻国的对外友好关系的建立，同时，也更加重视朝廷的对外政策，收到朝廷政策的影响，“郑和下西洋”的外交活动也受此影响。

　　明朝国家势力强盛，封建专制制度在这时期得到强化，凭借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明朝初期对海外各国采取了以和平为主的外交手段，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国际和平局面。

　　根据《史书》记载“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关系交流的总方针。即使在明朝时期出现了“靖难之役”，但这也丝毫没有对国家对外关系交流造成影响，“郑和下西洋”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与海外国家共同建立“共享太平之福”，努力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国不受外部环境的威胁。同时，与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建立友好关系，让国内的政治安定、经济更加繁华。

　　二、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整个阶段都对海外各国执行传统的“怀柔政策”，比历代的王朝在气势上更加的恢弘与壮大，再运用上也更加灵活。虽然明朝以“天朝上国”自居，但是没有用大国兵威欺辱奴役他国，而是通过感化，用和平的凡是，让各国心甘情愿作为“属国”，臣服于明朝。

　　这种“臣服”也可以叫做是“藩属关系”，用明朝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作为强大的后盾，明朝通过“宣德化而招来之”的方式与海外各国保持若断若续的政治外交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也容易的导致明朝用经济换来政治上的“唯我独尊”，这种虚名更加被古代明朝封建皇帝所钟爱，所以，这种关系与近代殖民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根据《史书》记载：“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贵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从中可以看出明朝皇帝用优厚的经济物质条件，来酬报远方海外国家从属中国之心，对中国自然心悦臣服。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在福建行省中说道：“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由此可见，明朝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就贯彻“怀柔政策”的原则，不着眼于海外国家的经济，宁愿让其它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借此以招徕之。

　　在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对中书省臣又说道：“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这体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怀柔政策”，并不计较远方国家进贡贡物的好坏以及贡物的多少，实际上是为了奖励其它国家来华的诚心。虽然明朝在经济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却在政治上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从而达到了“怀柔政策”的目的。

　　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又将“怀柔政策”发挥到极致，利用“郑和下西洋”这种举措达到将明朝的影响力延伸至亚洲各个角落，甚至是欧洲等地，根据《史书》记载，在洪武三十五年，朱棣对礼都臣说：“太祖皇帝时，诸藩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讳而误干宪条，皆宽有之，以怀远人”。

　　由此可以看出明成祖朱棣在执行“怀柔政策”的见识与气度，明成祖朱棣比明太祖朱元璋在执行“怀柔政策”之时更加的有气魄，郑和及其随心的人员，正是由于这种“怀柔政策”的支持，在下西样的数十年中，做出了显著的成效。

　　在宣德六年，郑和在总结历次下西样的经历之时，开宗名义，一语道破了“郑和下西洋”的性质，明朝建立之后，一个无比强盛的国家在东方屹立而起。明太祖和明成祖缔造和巩固了明朝的发展，两位皇帝的雄才大略，向往建树四海安定，“共享太平之福”，在这种美好理想以及政策指导之下，郑和奉命出使，为明朝在海外建立了超越前朝的功绩，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三、郑和下西洋与明代对外政策的关系

　　郑和自永乐三年，第一次奉命出使，直到宣德八年，第七次下西洋，这七次航海之中，可以将“郑和下西洋”分为七次，前期大致分为前三次，后四次也就是“郑和下西洋”后期，在前三次郑和使团下西洋，在这一历史时期，郑和使团到达的范围大致都在东南亚或者南亚，主要来往于东南亚各国之间，在当时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存在着许多的矛盾需要解决，如果不将这些矛盾解决，郑和使团不可能跨越东南亚，向更远的地方前进。

　　在郑和使团在东南亚地区之时，东南亚的局势并不安定，局势动乱，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安南所奉行的侵略政策，严重危害了东南亚各国的安全。安南自宋朝以来，就立陈氏为王，世代都是中国的从属国，但是后来安南发生暴乱，黎氏统治了安南，对内执行“暴征横敛，酷法淫行，百姓如蹈水火”的政策，对外执行攻“劫占城，欲使草属，又侵掠思明府”的政策，不仅是安南的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就连邻国也不敢对安南有任何逾越，明朝皇帝对安南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怒。

　　再有就是东南沿海许多的岛屿局势非常紧张，有些是反明的势力，有元朝的余孽，有反抗明朝的豪强地主，虽然这些反明的武装力量人数不多，但是能量很大，时不时就出来对明朝就行骚扰，再加上一些海上的强盗、亡命之徒等，将沿海岛屿作为据点，对过往船只抢劫财务，这些种种都对明朝的统治者来说，是郁结于心的，除之而后快。

　　这些也是促使明太祖朱元璋想要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之一，想要建立东南亚和南亚的和平局势，实现明朝对海外国家既定的远谋，开启“郑和下西洋”的海航活动，建立海外新的历史功绩。

　　明朝想要打开海上交通，那必须打开东南亚和南亚的局面，建立朝廷的威信，同时，也还要解决东南亚各国的一系列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明朝光是下几道文书或者是派遣使节前往都是无济于事，朱棣凭借着政治、经济强大的军事势力，派遣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载着两万多人的精锐部队，三次远赴“西洋”，这三使得东南亚和南亚等众多问题得到解决。

　　郑和使团第一次航海出行，行至爪哇，因到达爪哇之后士兵无辜被杀，正当想要兴师问罪之时，爪哇国王便来赔礼道歉，说的误会，并保证赔偿黄金六万两，但是，郑和回国之后，爪哇以为风头已经过去，便对缴纳赔偿金一事不予理睬，后来，明朝皇帝又命郑和第二次去爪哇进行交涉，爪哇国王见第二次来的使团更加的恢弘，气势更加宏伟。

　　于是非常惧怕，“礼部臣以尚欠五万两，请法司治爪哇使者罪”，郑和使团对爪哇施加影响，显示出了明朝的威慑力，再加上明朝对爪哇的宽容，实行“怀柔政策”，自此之后，爪哇每年对明朝进行纳贡，心悦臣服的愿意做明朝的“从属国”。

　　郑和使团“下西洋”的前期任务主要是解决东南亚和南亚的沿海诸国的问题，建立和平的国际关系局势，另外，郑和使团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为下一步航海航行至更远的地方，那就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中转据点，也就是海上航行的交通中转点，郑和在行至古里之时，与古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郑和选择“古里”作为下西洋的中转站据点。

　　郑和经过前面三次航海下西洋之后，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明成祖也征服了漠北地区，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之后，明朝已经进入了鼎盛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变得更加强大，在明朝的南北都没有任何威胁，郑和后期的航海时机变得更加的成熟。

　　在这个阶段，郑和开始了第四次航海，继续向西航行，行至波斯湾、阿拉伯、波罗的海及东非更远的地方，向未知的世界前行，开辟新的海上航线路，让从来都没有来过中国的海外国家，都“宾服”于中国。

　　根据《明史》记载：“永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航海贡深，糟顺拥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贵玺书往诸国。”

　　郑和使团经过南洋群岛，横渡了印度洋，穿越红海，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部海岸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通过发现新航路，访问了许多阿拉伯及东非沿岸的国家，与之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使得明朝的声威远播海外，相互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本民族的繁荣昌盛。

　　四、结束语

　　“郑和下西洋”的杰出贡献，使它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郑和下西洋”在历史上的成就主要是建立了东南亚、南亚、东非等沿海国家的和平局面，经济上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国际贸易，在文化方面，促进了亚非国家敷宣中国的教化，增加了中国人民对亚非海外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与此同时，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