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天国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清朝内部的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

　　1851年1曰11日，洪秀全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农民起义。明末清初，由于明朝末期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后百姓大规模抵抗清军，使得中国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生产力凋蔽。迫使清王朝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颁发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与鼓励农民垦耕荒地的社会政策，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水平也不断提高，清王朝进入稳定发展期。但是进入19世纪初，中国开始逐渐走向衰弱期，衰弱中隐藏着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危机。

　　第一、封建王朝内在的社会矛盾

　　清朝的经济结构是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模式。90%以上的人口都在耕作经营农田，在田间耕作、在乡村生活是中国人生活的主要内容。由于中国的生产技术未发生重大的革新，农业不能维持生活，所以只能求助于手工业。农民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依托土地进行手工业生产。但是由于农村在消费上具有很高的自给性，市场狭小，运输到外地也很困难，手工业的利润不可能高。

　　清朝工商业也不发达，封建王朝都在政治上压制商人，而商人在社会上也很容易受到歧视，导致商品生产和交换一直处在初级阶段，根本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生产关系方面来说，清朝的土地私有制和租赁模式下只能导致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中国的自耕农、雇农在狭小贫瘠的土地上，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从事简单的劳动，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家庭的生存和温饱。

　　清朝是典型的“以农立国”的封建农业社会，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主要依靠耕作农田。清朝的所谓“康乾盛世”的基础依然是小农自然经济体，和以前历朝历代的封建盛世没有多大区别。因此，清朝依然无法摆脱传统封建社会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而且在乾隆时代末期就开始逐渐凸显出来，逐渐形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第二、人口的暴涨引发的社会危机

　　清朝还面临历朝历代极为少见的因“人口奇迹”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由于美洲引进的新食物——玉米、马铃薯和花生大规模种植，使得清朝的食物供给更加充足，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清朝也实施减徭薄赋、奖励开垦的政策，清朝初期生产力迅速恢复并得到高速发展。中国古代有贤明君王在位，人口大增的现象称之为“盛世气象”，所以清朝一直都是采取刺激人口增长的国家。

　　康熙帝谕曰：“朕览各省编查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查时，只将增出实数审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增钱粮也。”于是清朝以康熙五十年制定的人丁册为准，新增加的人口称之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帝还积极鼓励人民开垦荒田，不仅如此，还对敢侵扰开荒拓荒百姓的官员治罪。比如康熙十二年，谕户部曰：“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朕心深为轸念。嗣后各省开荒地方，俱再加宽限。”“如新任官自图录叙、掩袭前功、纷更扰民者，各督抚严行稽察，题参治罪。”

　　康熙帝还经常派遣督抚大员、内阁大学士等亲自监督农业生产。大力进行水利建设、关注蝗虫问题还有农业生产问题。雍正帝继位，第一年，决定以丁税摊入田赋，输纳征解，就是所谓的“摊丁入亩”。从此没有土地百姓终身都不需要纳税。加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上百年的经营，中国内地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这些都极大地鼓励了人民的生育，于是，人口迅速暴涨，从康熙三十九年到道光二十年的140年期间，人口从1.5亿膨胀到4.1亿，净增2.6亿。

　　这种增长速度史无前例，导致中国形成极为庞大的人口基数，就是到现在都依然严重困扰和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三、人多地少引发的粮食危机

　　中国自秦汉以来，生产力始终没有发生重大的改革，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无法突破小农自然经济的框架，人民的经济生活只能凭借土地的自然生产力。而中国收到土地面积和自然条件的众多限制，农作物产量增长幅度及其有限。清朝鼎呈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重农轻商”基本国策，用政治手段、国家权力和宣传教化抑制工商业，贬低商人地位，诋毁经商精神，导致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都束缚在面积有限的土地上，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严重浪费。

　　在中国，90%的人口的主要食物是谷物和蔬菜，只要2%~3%是各种肉类。乾隆中期，人均耕地为4.25亩，道光年间，人均耕地降到2.19亩，中国农民与其说是农耕，不如说是园艺劳动。加上鸦片战争战败导致鸦片大规模输出，银子大规模外流，致使粮价暴涨，每石米价由康熙时代的800文，涨到道光时代的3000文。

　　这时候的中国，农业经济已经走向绝境，别说4亿多人口的生活，就是生存都很难维持下去。清朝也无法改变中国的小农土地制度。在小块分割的土地上，别说运用机器，就是耕牛都无法充分利用，此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出现技术改良，农民需要长时间在田地里劳作，农民的生活程度始终在饥饿线上挣扎。也对改变清朝的农业产业结构束手无策，无法开发出工商业的潜力，无法使社会财富增长，无法解决暴涨的人口的就业问题和生活问题。

　　所以到了嘉庆时期，流民、饥民已经不堪饥馑开始大规模起义了，1796年爆发白莲教起义时间长达9年，范围波及9省份。后来又爆发湘黔苗民起义。均遭到清朝血腥镇压。特别是对湘黔苗民起义的镇压，导致苗民从大约40万降到10万左右，降幅达到惊人的70%以上。到了咸丰时期，太平天国运动首义地——广西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大概1.2亩，导致土籍和客籍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发生。

　　第四、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

　　人口的暴涨加剧了土地的问题。人多地少，土地紧张，地价高昂，一般的农民根本无力购买土地，而社会的腐化导致皇亲国戚、官僚、乡绅、地主、豪强乘机疯狂兼并土地，土地越来越集中化，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的社会现象。

　　太平天国运动首义地——广西东南所有州县官僚、乡绅、地主、豪强所占田地为这些州县所有耕地的80%一90%，而且收的地租一年高过一年，导致农民大规模破产，甚至出现“因是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的人间惨剧。而清朝对此麻木冷漠，也没有应对的方法，社会阶级的对立日益加剧，饥民、游民、流民群体根本得不到清朝的救济和安置，很多农民只能辗转流落在异乡觅食，冻饿致死者难以计数。

　　道光年间连首都——北京城城内就有乞丐近10万人，可想而知，那时候的饥民、游民、流民群体的庞大。要是碰到灾年，那完全就是人间炼狱。1841一1843年，黄河连续三次大决口，黄河流域500多个州县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饥饿而死的农民数不胜数。到了1850年的时候，清朝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

　　此时的中国基本国情是政治腐败、人口暴涨、土地兼并、灾荒频繁、饥民遍野、流民遍地。此时的中国社会动荡空前加剧，社会乱象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此时的中国各种反抗力量正在全面的、加速的聚集起来，一场猛烈的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种鼓，神人为之波涛”风暴已成，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