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族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族长是有处置他人生死的权利

　　很多人都不了解古代族长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纵观我国古代历史，不难发现，一套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现代以前，中国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血缘为脉络的聚族居住模式，人们以同姓共祖之一族为单位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家族”，这种现象体现在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从“国政”到“家政”。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家政”与“国政”合一的文化，儒家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家和国的紧密融合中，形成了中国典型的家族治理文化，上至帝王家训，下至乡规民约，并延续了几千年。

　　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家族后面是都众多的分支和家庭，在这种模式下，族众的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关系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容易产生矛盾和纠纷，因此必定有一个“家父”的角色维稳整个族群，于国家谓之“国君”，于小家谓之“族长”，几千年来，这种“国君”与“族长”的家族治理文化，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主要谈谈“族长”这一历史角色。

　　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一族之长是同姓宗族组织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负责和掌管宗族内部一切事务，他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封建制度延续的时代，它是一直通用并具有实际功能的民间自治领袖，族长在家族内部拥有极大的权力，例如，对“亵渎尊长、扰乱家礼、蔑视族权”的族人可以在族内私设刑堂，对其进行杖责、法规、罚款等；对渎乱伦常、犯法乱纪、祸及宗族的“狂妄之徒”可以直接将其捆送官府；对于“罪大恶极”的族人，如发生“偷盗行为、妇女失德、少女失贞”等有辱宗族名声之事时，族长可以将其打死、吊死或淹死。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些疑问，这种能够处置他人生死的权利，是国家赋予的吗，实际上并不是。族长通常并不是一种官职，也不是一级行政管理，他不是政治身份的标志，没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他们主要依靠一个宗族自己制定、延续的乡约来规范和约束族中人的行为，在封建制度下，每一个乡约其实都是儒家思想的通俗化，而族长就是一个文化符号，是民间乡约、秩序的代表，是族众自发推举或拥戴的精神领袖。

　　可以说，族长的权力是血缘纽带紧紧缠绕组成的，“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的观念渗透并深植于宗族成员的头脑之中，宗族血亲观念逐步成为支配宗族行为的无形力量，宗族成员之间必须相互帮助和救济，宗族社会之所以能一直维持，正是凭借着这种守望相助，因此作为宗族“家父”的族长，其地位凌驾于同层次政治与经济人物之上，即使族中有人当了大官，也一样需要尊敬族长。

　　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读书人名叫朱尚孟，自小便热爱读书，不久后他考中了进士，还被任命为浙江海宁知县。对于此事，朱尚孟一家非常高兴，并且准备庆祝一番，然而，此时家族的老族长却宣布要将朱尚孟从族谱中除名，还到当地的县衙进行登记备案，类似于如今的公证。按道理，一位新科进士，日后前程远大，族长却有权利将其除名，由此可见族长的权威。

　　事实上族长对宗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上述的各种严厉措施中，权力越大职责也就越大，更多时候，族长是在负责传递族训族规的精神，执行和监督各种规定。族长充当族人的分家、立嗣、财产继承的公证人；主持宗族的祭祀活动；作为宗族的最高代表，出面解决本族与外姓发生的争执，以及其他涉及本族利益的一切事宜。

　　我们可以在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小说中找到了解“族长”形象的代表——白氏家族的掌门人白嘉轩。

　　白嘉轩是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完整地得到体现，他做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他做事光明磊落，从不偷偷摸摸；他为人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对儿子犯错从不护短，对长工鹿三敬重如兄；他嫉恶如仇，见善必行，他的腰也总是挺的很直，让黑娃一辈子都感到敬畏。由此可见，族长的权利和职责天然地要求族长的个人形象必须服众。

　　宗族形态以自己特殊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表达方式，为民间营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它填补了国家行政和广大乡民之间的权力空隙，在我国古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族长作为宗族权力的代表，其意义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延续了千年，虽然这种“不民主”的制度常常在现代遭到诟病，但一种文化能存在千年，必定有其可取之处，即便如今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让家族聚居的结构变得松散，或甚至完全瓦解，也少有族长这样的称谓，但“以德治家”、“忠孝廉洁”、“寻根谒祖”、“重教兴学”、“尊老重贤”、“崇尚和谐”等家族传统道德观念，仍然流淌在大部分中国人的血液里。我们依然有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依然能在天灾人祸面前团结一心，这就是刻入骨子中的民族根基，无法撼动。

　　参考资料：《仪礼·士丧礼》、《荀子·乐论》、《儒家“亲亲”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