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在军中威望怎么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韩琦在军中威望怎么样？韩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相三朝，立二帝”，劳苦功高，名垂青史。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造福地方
韩琦步入仕途，先后辗转各州出任父母官。每到一地，他总能发挥理民得法、治军有方特长，因地制宜制定法规和教令，修葺国库与粮仓、整治掌管兵器的官署、“劝农兴学”，深受当地官民赞誉。
蜀地赈灾，是韩琦地方官生涯的首秀。面对遍野饥民和混乱的地方管理制度，他先雷厉风行开仓放赈，“活饥民百九十万。”再采取减免赋税、开除不称职官吏、裁减冗官杂役等利民措施，首秀赢得碰头彩。
在定州，他充分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果断采取“威恩并行”策略应对定州兵闹事。为激励士气，他宣布战死沙场者重赏其家人，官府负责抚养战死者的寡妻幼子。他潜心研究仿制古阵法，令将士反复演练，最终把定州兵打造成一支精锐劲旅。
不久，因朝廷派到地方协助防守的京师精锐部队龙猛卒扰民惹事，韩琦毫不客气把将他们全部赶走。韩琦的责任担当得到宋仁宗的诏书褒奖，也由此成为地方官员的标准和楷模。他转任并州时，定州百姓“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
韩琦到并州后，得知宦官廖浩然倚权仗势无法无天，毅然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廖浩然回京后，被宋仁宗处以鞭刑。并州百姓闻知，无不欢欣鼓舞。
因几块原属宋朝的土地被辽国觊觎冒占，韩琦召来辽国贵族，出示相关文字依据，有理有据收回国土，并令立石为界。他又奏请朝廷，在并州“垦田至九千六百顷。”
他镇守大名府时，勤政爱民，百姓“为立生祠。”担任故乡相州知州期间，“相人爱之如父母”。
抗击西夏
西平王李元昊称帝自立建西夏后，韩琦被朝廷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全力应对西夏威胁。此时的韩琦，“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
韩琦先上疏为战败被俘的边将辩明冤屈，又力荐启用被贬外地的范仲淹，与自己联手辅助主官夏竦、共同抗击西夏。
韩琦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认为西夏兵马“众不过四五万人”，力主采取“先发以制贼”战术。范仲淹则建议尽量稳妥，展开防御持久战与敌周旋。夏竦将皮球踢给宋仁宗，宋仁宗倾向一劳永逸，诏令韩琦与范仲淹共同出征。
遗憾的是，任福置韩琦“诱敌深入、一举全歼”的手令，贪功轻进，吞下西夏诱敌深入的诱饵，使宋军在好水川折损将士近七千人。
夏竦在任福遗体上翻出韩琦的手令，极力为他开托：“言罪不在琦。”韩琦却寝食难安，上表弹劾自己用人不当，情愿承担战败责罚。朝廷予以降职一级处分，依然重用他抗击西夏。
韩琦知耻后勇，多次取得胜利，使“西贼闻之心骨寒”。他与范仲淹联手抗击西夏，“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西夏与宋朝签订“庆历议和”协议后，韩琦与范仲淹双双奉调回京。
和平阳光乍现，李元昊却出尔反尔，狮子大开口向宋朝提出十一条不合理诉求。宰相晏殊与朝臣们人心厌战，准备全盘接受。韩琦上《论备御七事奏》，旗帜鲜明表示反对。他条分缕析归纳出朝廷急需处理的七条要务、拯救时弊的八条具体措施，被宋仁宗全部采纳。
为相十载
韩琦为相后，“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云。”他礼贤下士，一视同仁，善于选拔重用贤才，甚至放手使用有能力才学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胸襟开阔，能力超群，被视为与汉相周勃和唐相姚崇比肩的贤相。
宋英宗刚即位，便突染恶疾，不得不由“太后垂帘听政。”一些宦官因常遭宋英宗训斥，经常在曹太后前挑拨离间，致使两宫渐生嫌隙，关系恶化。
韩琦主动化解两宫矛盾，先安抚好满腹委屈的曹太后，再以孝道委婉规谏宋英宗，使“帝大感悟。”宋英宗病愈后，曹太后撤帘归政，母子和好如初。
西夏再次大兵犯境，韩琦果断提出“停岁赐，绝和市”建议，并遣特使前去问罪。部分朝臣列举宋仁宗时对西夏的几次战败事例，认为此举过于冒险。
韩琦胸有成竹分析：“西夏国王只是个狂童而已！何况我朝边防力量早已远超当年。官家只管派特使前去，必定降服他！”宋英宗依计行事，西夏果然上表谢罪。宋英宗心悦诚服告诉韩琦：“一如所料！”
忠言逆耳
宋神宗即位不久，韩琦便被御史弹劾大摆“执政三世”的老资格，飞扬跋扈到不去文德殿押班。深知宦海风险的韩琦果断谢绝宋神宗多次诚心挽留，毅然辞去相位。
韩琦辞相赋闲后，忧国忧民之心依旧。他发现王安石变法颁行的“青苗法”弊端过多，忧心忡忡上疏：“按青苗法规定，百姓不论贫富，一律均可配借青苗钱。
可是，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原本就是兼并富裕之家，居然也堂而皇之贷到青苗钱，这与‘抑兼并、济困乏’的变革初衷明显背道而驰！恳请废止！”
宋神宗在朝会上将他的疏奏让群臣传看，感叹：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几乎动摇变法决心。王安石逐条批驳韩琦奏疏，公布于天下。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且反对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宋神宗从天下大局出发，最终力挺王安石。
辽国趁宋朝内忧外患之际，要求宋朝割让素有领土争议的代北地。韩琦接到宋神宗征求意见的手诏，上疏谏言必须拒绝辽国的无理要求，同时加强防范，随时准备武力反击辽国进犯。可惜，王安石再此出任宰相后，“悉以所争地与契丹，东西七百里，论者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