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否亡于万历年间？万历时期就已经民不聊生了

　　下面由小编给大家带来明朝灭亡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接着往下看吧。

　　观察一个朝代的灭亡不能只看朝堂政治，更应该看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财政，民生等方面，看待明王朝更应该如此。很多人都是着眼于万历年间朝堂的党派斗争，而忽视了在被党派斗争覆盖下国家统治的崩溃。

　　万历时代国家统治机器的无力蔓延至明朝的各个方面，仿佛钟表里的各个齿轮破损从而使得钟表毁坏。在明神宗时期官僚，军队，财政，民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来有着张居正的改革，一度出现改观，但是随着明神宗对于张居正的清算，改革也被撤销。加之明神宗本人怠政，于是国家就像散架的马车一步步走向崩溃。

　　万历时期崩溃的官僚机构

　　1、政府机构的崩溃。

　　官僚机构的崩溃起源于明神宗的怠政，明神宗对于奏章留中不处理，对于官员不任命，造成了两大恶果：在职的官员得不到升迁；空缺的官职得不到补充。

　　明朝的文官集团是可以自我运转的，主要是廷推，行取，年例三个方式：

　　廷推是明朝行政大员诸如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地方总督巡抚的推举；行取则是从地方上选取推官，如知县到朝廷担任给事中、御史；年例则是科道或者吏部的一些官员按照规定去地方或者京城部门任职。而这三项任命官僚的体系在明神宗时期被刻意放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当时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上奏：“数月以来，廷推阁矣，行取停矣，年例废矣。”在《明神宗实录》里面的记载也很详细，可以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记载：

　　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科只有一人掌印，其余五科由人代理掌印，十三道御史掌管着全部每有。这是中央官员的缺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朝的地方官员开始出现缺额。明朝的地方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缺员七十多人，知府缺额二十二人。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内阁只有一名大学士方从哲，尚书只有吏部，户部，兵部不缺，刑、工、礼三部由人代理。我们可以看到万历时期官员的数量减少，这势必会削弱明朝的官僚集团的统治能力，造成明朝政治上的崩溃：

　　国家统治陷入瘫痪。由于统治机构的官员得不到补充，从中央到地方的缺额严重，而朝廷一直以缺额的状态运行，国家统治机构势必陷入崩溃。比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一百多犯人的家属向首辅方从哲申冤，刑部官员缺额以至于无法断狱导致大批犯人在监狱囚禁致死。由于政治机构缺官严重，朝廷不得不让一些官员代理和兼任职务，这种办法能够处理政事，但是利少弊多。一是很多官员代理数职，根本不可能忙得过来，甚至由于没有责罚机制，他可以趁机为自己赚取利益。二是外行管理内行，根本无力统筹政事。三是有些代理职务的官员处在千里之外，他遥控指挥导致政事大坏。最为严重的是地方政事崩溃。地方重要的官职知府本是进士担任，进士可以进入中央，自然会好好处理地方事务以求官场前途。但是知府缺额导致副手官员接替职务，这些副手官员都是贡生，监生出生，在明代他们不属于科场进士出生的清流，而是属于浊流，根本不可能进入官僚体系的上层，于是他们不在意政绩，差一点的人则是渔利百姓，这使得地方政事大坏。这可以说明神宗时期的政治机构已经开始崩溃，这种政府机构的散架导致明朝行政能力的削弱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2、吏治大坏

　　吏治的败坏主要在官员的贪污上面，其主要原因在于官员的工资不高，但是在后续时期变成了大肆敛财，比如著名的严嵩。在隆庆时代到万历前期，由于高拱和张居正整顿吏治，有一度的好转。但是张居正被清算后，明代吏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甚至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

　　以贪污这一面来说，在万历年间，官员贪污的款项有赈饥银，工程用银，赃赎银等等。此外官员受贿严重，甚至是明代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考试都存在受贿作弊，比如万历四十年（1612年），御史凌汉翀称举人刘琛钻买通房考行人李一公，中二十五名；朱良材贿买同经曹煃，中四十一名。

　　以至于明神宗自我感慨万历时代的吏治败坏：

　　司道官又借视听于窝访，取私费于官库，以致贪官污吏有恃无忌。收征则增加火耗，更添劝借名色。听断则无端株连，惟求赃罚充盈。仍复多揽浮薄生徒，曲媚奸顽里老。受贺仪，纳旗帐，收门生，结通家，建生祠，立政碑。官箴既已废隳，惠泽何能及下。

　　明代的地方官员贪污官库的公款，征收税收时又强行加税，比如增加官场陋习的火耗费用，而且利用行政权利强行迫害底层民众，以求大量的赃款。又买通地方父老建立自己的声望，以此沽名钓誉，然后买通关系，寻找朝廷靠山，以此作为官场资本，而底下的民生全然不顾。

　　贪污腐化了官场，腐朽的官场摧残了百姓，当百姓不堪忍受时，大规模的暴动自然会发生。

　　万历时代军事的崩溃

　　万历年间军事沿明朝几代下来的弊端，已经无法重建军事制度，军事的崩溃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虚报战功的情况严重。军队长官为了自己能够升迁和得到赏赐，虚报战功以自肥。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吏科给事中刘道亨上奏，九边的边境军官喜欢假称战功，一则报十，十者报百。万历十九年（1591年）户部奏称：“辽东近日用兵以来，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虚报战功使得军官的数量大增，部队的数量也盲目增加，增大了明朝的财政支出，而谎报战功导致的赏罚不明也会大幅减弱将士的进取心，使得军队战斗力减弱。军官谎报兵额，也就是俗称的吃空饷，万历年间这已经变为军队的常态。军队冒领军饷往往是上下勾结，而这种勾结又不免不了上下贿赂，从军官到文吏，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吃空饷除了增加财政压力外，还影响了军队纪律，军队战斗力基本上来源于纪律，这种利益集团以维护自我利益为中心，自然会破坏军队的纪律，而纪律的破坏则军队的战斗力大幅度削弱。京营军制破坏和九边的士兵陷入贫寒。明朝的主要军事力量的来源是京营和九边，但是在万历时期京营制度已经被破坏。第一，军队基本没有训练，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礼科给事中姚永济巡视京营，上奏称军队毫无训练。第二，军队盛行买免，京营的士兵花钱买人或者买名册，以此挂名京营。而九边则是在各种各样的剥削下，底层士兵陷入了贫寒之中。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宣府巡抚薛三才考察宣府士兵情况，上奏说：诸军粮饷，月不过数钱，八口之家，率皆仰给。饷不时至，未免称贷而食。又不足，则草料、布花质钱于债家，银未入手，子钱已去其大半。欲冀士饱马腾，容可得乎！由宣府的普通士卒的生活状况大致可以推测明代九边士卒的大致模样，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士兵怎么会战斗力，连精锐的九边士卒都是这样，何况是明帝国的其他军队。明朝的军费暴增。明朝的军费暴增主要是吃空饷，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反应在纸面上就是军费的暴增。依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九边的军费在明宪宗、明武宗时期是每年40到50万两之间，明世宗一代增加到每年两百五十万两，明穆宗时期增加到每年三百一十万两，明神宗晚年基本上是每年四百万两。除九边的军饷外，明神宗晚年的努尔哈赤起兵，为了应对战事，于是向百姓征收辽饷，这又是几百万银子的开销。由于军事引起的巨大开销基本上压垮明朝的财政。从上诉可知，万历时期的军队已经腐朽到了底子里，这支军队既无战斗力，又要花费大量的军饷，成为了明朝财政上的一座大山，明朝的灭亡，军费暴增是其中一个根源。

　　万历时代急剧恶化的财政

　　财政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部分，没有钱是无法运行国家机器的，而明代万历年间的财政已经吃紧。主要原因有三个：明神宗的大肆开销；文武官员的贪污；天灾水祸。这使得明朝的财政储备近乎没有。

　　明朝的财富主要储存在户部太仓库、工部节慎库、太仆寺库、光禄寺库。

　　户部的太仓库主要负责九边的军需和百官的俸禄。《明神宗实录》记载，明神宗当政初年，有老库银两百万，窖房银四百万，外库银有四百万。到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只剩八万两。由此造成九边的军费缺额，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九边的军饷缺额为五百多万两银。工部的节慎库主要是储备用于国家工程的银子，但是在万历时期已经接近枯竭。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工部尚书杨一魁就已经说节慎库的库银只有7、8万两。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内阁大学士朱赓说库银已经没有。节慎库库银的减少说明明朝已经无力举行重大工程的建造。太仆寺库主要用于买马和草料，用于在战争中骑兵的马匹供应，是重要的军事储备。但是由于户部和工部的借用，万历三大征的开销，基本用完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太仆寺老库只有白银八万两。光禄寺库主要提供皇帝的饮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皇帝的豪奢程度。明神宗继位时，光禄寺库有110万两白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光禄寺已经找户部借银。明神宗的豪奢可见一般。太仓库，节慎库，太仆寺库，光禄寺库的白银减少，而国家的政治腐败，军费开销增大不会停止，那么只会增加更大的财政负担，而财政负担催生了政府的赋税增加，百姓的压力增大。比如万历三大征的军费不够，于是需要向百姓增加税收；努尔哈赤的起兵需要再次摊派赋税，加剧财政的恶化。

　　但是在征收赋税时，明朝的地方官僚贪污了更多的白银：

　　地方官多次征收赋税。明代在张居正改革后，把所有赋税统一为白银征收，但是地方官把一条鞭法里面已经纳入的赋税拿出来再次征收。地方官借口运送白银或者粮食会有运送，保管，加工的损耗，强制要求百姓多纳赋税。赋税经手官吏的勒索敲诈。这也是封建王朝的惯例，在明朝属于普遍现象。例如明朝政府征收了五百多万银子的辽饷，在实际上征收的赋税可是远远大于五百多万两。

　　财政崩溃带来了沉重的赋税，这样的的沉重赋税已经压垮了明朝百姓，此外还有层出不穷的矿监，可想而知底层的百姓生活的状况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政治，军事，财政崩溃下的民生

　　政治败坏，军事崩溃，财政压力导致国家机器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反应到国家层面则是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则是催生大量的民变和起义。

　　在万历年间关于民不聊生的记载不断：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王锡爵上奏：今春臣锡爵之母北来。至天津等处。亲见道上累累卖男女之民。有索银五七分而去者。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左侍郎吕坤上书明神宗，这是当时有名的《忧危疏》，吕坤在奏章中说：今天下之苍生贫困可知矣。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徐绍吉上书：今天下有畿辅迨要荒，旱涝频仍，民穷盗起这些话都很好的说明了万历时代底层百姓的艰辛和困苦。民生艰苦的两大原因：一是天灾，二是官府的压迫。而这其中以政治败坏带来的官府压迫最为重要。

　　农民作为国家的纳税主力，在遭到天灾后，得到的不是官府的救助，而是官吏的不断催逼缴纳赋税，农民承受着赋税不断交钱服徭役到破产，而破产后的农民被迫逃亡成为流民，直到这些身无分文的农民大批去世。这些底层百姓的心声却不能传递到明神宗的耳里；面对民生的艰巨，明神宗也无意改革官僚制度和自我反思。那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要知道人心是国家的命脉，明朝的百姓人心不稳，那么明朝的灭亡也是必然。

　　民变在万历时代一直是常态，比如梅堂，刘汝国起义、王自简起义、刘应第起义、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山东地区的频繁起义等等。但是这些起义有两个特点：

　　起义的规模并不算大；起义军是孤立的。所以起义军被镇压是理所当然的。

　　但这已经暴露了明朝的统治是有问题的，是需要统治者进行自我反思的，很可惜统治者没有反思。

　　由于起义军被快速镇压，明神宗和他的大部分大臣们对此毫无警觉。当时朝廷大臣首先为了争国本和明神宗相斗，随后又陷入党争之中，根本没有在意这些事。根本无力对于明神宗进行劝谏改革。明神宗和大臣本身就是大地主阶级和主要财富获得者，改革制度就是让出自己利益，这显然不可能。所以明朝政府对于百姓民生没有改善的措施，只会做出小让步，比如对起义地区进行救济，但是这样的小让步无法改善百姓的生活处境，他们的生活依旧处于恶化之中，而这种恶化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改善。由此培养大规模起义军的根源已经存在，那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只是等待时间出现而已。

　　结语

　　《明史》记载：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句话对不对呢？从历史上看是这句话是十分正确的，在万历时代，明朝的国家机器实际上已经陷入全面崩溃，政府瘫痪，军事大坏，财政崩溃，民不聊生。而这一切靠着明朝文官集团的惯性和明帝国的百年威信还能够支撑，但从内部讲明朝腐朽的政治架构已经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

　　明神宗依靠张居正的遗产和官僚集团的组织能力还能够进行万历三大征，但是三大征后，明帝国的已经无力回天。萨尔浒之战则是明帝国内部问题的集中体现。明神宗1620年驾崩，崇祯帝1644年驾崩。在明神宗去世的近25年，他引起政府瘫痪和党争伴随着明王朝一直延续到南明；军事的大坏使得明王朝空有百万大军，而无力对付外寇和内患；财政崩溃导致赋税增收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而国家机器的失败导致民生艰难，从而致使起义军风起云涌，屡剿不灭，大明帝国最后亡于起义军手中。明朝确实在万历时代已经要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