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与民族思想方面，褚遂良有哪些成就与作为？

　　褚遂良（596年～658年/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唐（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唐朝宰相、政治家、书法家，弘文馆学士褚亮之子。褚遂良工于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出身河南褚氏，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期，追随西秦霸王薛举，担任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得到唐太宗重用，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累迁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司空长孙无忌同受遗诏辅政。唐高宗继位后，升任右仆射，册封河南郡公，历任同州刺史、吏部尚书，累迁右仆射，参知政事。反对册立武则天为后，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武后掌权后，迁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卒于任上。神龙革命后追赠右仆射，谥号“文忠”。天宝六载（747年），配享唐高宗庙庭，累赠太尉。

　　主要成就

　　书法艺术

　　褚遂良的楷书代表作品主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褚遂良研习多种字体并综合运用，史称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史陵，然后学习舅父虞世南，终法为“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且融会贯通汉隶，自创一体，所以被称为“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欧、虞、褚、薛”，人称“褚体”。

　　褚遂良的楷书作品出现前后两种不同的风格，前期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书体大致相同，均用方笔，起笔露锋，钩等笔画的收笔直出未回锋，字画提按不明显，保持了欧、虞的书体特色。在风格上，吸取了虞世南楷书的宽绰典雅的结体特点和欧阳询楷书锋利刚劲的运笔特点。同时，将他们瘦长的字形进行了压缩。褚遂良前期的作品不仅残留北碑的影响，而且在运笔和结体上，大量掺入了隶书的体势，但也并非照搬硬套，而是选择性的吸收创新、化为己用。

　　《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是其晚期的作品，两者一个峻整严饬，一个空灵飞动，在用笔上由以骨取胜的平直的二分笔转向以筋取胜的一、二分笔兼用，笔画起伏多姿，跌宕有致，曲笔兼用，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褚书的新规范一出，天下竞相学仿，成为一时风尚。直到武周极盛时期，虽然褚遂良人已过世，官爵也被剥夺，但其在书法上的名望不减，并以其率直骾亮的人品和遒媚飘逸的书品被后人传颂，褚遂良的唐之“广大教化主”的地位也被越来越多人肯定。

　　初唐书法家中，以欧阳询、褚遂良二人最具有创新精神，褚遂良最能与时俱进，欧、虞两人书法，保留隋朝书风较多，褚遂良书法则能汲取众家之长，不被前辈们多抑制，他的字给人感觉骨肉分量达到均衡，且刚柔并济，清朗秀劲，英俊潇洒，力和美、骨与韵趋于一体，“真正开启‘唐楷’门户，堪称隋唐楷书过度的桥梁”，最终推动了唐代尚法书风的形成。对唐代乃至后世书法的延续和创新提供了借鉴。

　　民族思想

　　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理论体系也比较完整。从整体来看，主要由“先华夏而后夷狄”、“畏威慕德”和“以信义而抚戎夷”等三大部分所构成。

　　“先华夏而后夷狄”是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褚遂良认为，唐朝所直接管辖的汉族地区和被称为“遐荒”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既然在地域上是有层次的，那么对其重视的程度也应当有层次。他为此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把唐朝应该直接管辖的地区比作“一身”，在“一身”之中，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等于自己的“腹心”，各个州县如同四肢，而“四夷”则是身外之物，或者说是他人手足，与汉族地区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在传统的民族关系思维中，“威”一般指国威、兵威，具有以武力使对方感到恐惧的意思。在褚遂良的思维中，就是通过诛的手段，使少数民族惧怕唐朝。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德”有时指道德，有时指恩德，而在褚遂良的思维中，主要是指德化。在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中，对少数民族实行德化主要是通过册立可汗的方式使少数民族对唐中央感恩戴德，从而永远依附唐王朝。

　　在中国古代，安抚边疆少数民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在褚遂良看来“以信义而抚戎夷”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应当说，褚遂良的这一思想可谓抓住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质。在褚遂良看来，“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信为国本”。第二，对少数民族守信能够充分显示中原王朝的形象。第三，守信是避免民族战争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