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前期无比英明，为何后期会怠政？
唐玄宗前期无比英明，为何后期会怠政？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执政时间太久，承平日久，国家无事，使得他逐渐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自保和升官拜杨贵妃为母亲。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
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唐朝自李治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则天更进一步将此制度化，即大量选拔低品官员进入政事堂，使资历不足的低级官员，若得君主信用，亦能一步荣登宰相之位。宰相之势因此大为削弱，皇权则极大加强。此制也为李隆基所沿袭，他在位前期，纵然是姚崇、宋璟、张说等政绩卓著的贤明宰相，也不过是拜相数年即遭调换，就是防止他们久居要职，形成政治势力，对皇权形成阻碍。
而等到李隆基自满怠政，沉溺到音乐艺术等个人享乐中去后，便将帝国大权交给李林甫这个行政能力极强的代理人，让他连续担任首席宰相整整十九年，完全放弃开元年间对宰相的种种制衡和调换措施。关于李隆基怠政之事，《新唐书》中有如下记载：
“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唐玄宗后期，李林甫摸透了玄宗的骄侈心理，让他纵情声色，享尽奢靡，自己得以杜绝言路，扶植私党，专断朝政。李林甫虽有杰出的行政能力，在天宝年间依旧保持了帝国军政机制延续运转，但他个人私念远大于政治操守，他妒贤嫉能，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更是屡起大狱，对那些能力强的重臣能臣能诛则诛，不能诛杀则想尽办法流放，此举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斗争。
同时，他又堵塞“边帅入相之路”，对玄宗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他用安禄山等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安禄山正是利用唐王朝的内外矛盾，实力日趋衰落的情势起兵反唐的。因此不得不说李林甫为安绿山的反叛助了一臂之力。关于李林甫劝谏唐玄宗的事，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
“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务乘一时之权以邀利，无所不为。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
继李林甫之后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徇私误国”之人，他妒贤忌能，嚣张跋扈，甚至公行贿赂。奸臣当朝，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杨国忠曾“屡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状”向李隆基告状，后安禄山以“清君则，诛杀杨国忠”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叛唐即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的政治经济的方面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才是最终导致战乱爆发的根源。
中央与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准确地说，是唐朝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中央与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造成暴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后期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自玄宗时期起，便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
在开元盛世以后，边防普遍设立了节度使制度，使他们的权力愈来愈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而中央军不仅兵力不足，而且平时也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益增深，至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关于安禄山等节度使反叛之事，在《资治通鉴》中有如下记载：
“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诸将皆引兵夜发。”
民族之间的矛盾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令此次战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自南北朝以来，大量契丹人、奚人迁入河北北部，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又将许多突厥人迁徙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俗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骨干。
史载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大量少数民族投靠叛军。关于李隆基封胡人为节度使之事，《新唐书》中有如下记载：
“帝然之，因以安思顺代林甫领节度，而擢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专为大将。林甫利其虏也，无入相之资，故禄山得专三道劲兵，处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称兵荡覆天下，王室遂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