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赵匡胤的笼子艺术,揭秘宋朝历史上的另类“笼子”

  治权被关进扯皮的“笼子”,那些作风硬朗的文臣感觉很不爽。熙宁年间,王安石就说:“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但宋神宗听则听矣,“笼子”照编不误,一方面重用新党搞改革,一方面又把旧党首领富弼的女婿冯京任命为枢密副使,后又提拔为参知政事,时时拖着荆公的后腿。

  把权力关进“笼子”,庶几成了口头禅。

  说白了,就是用制度来约束、监督权力人群。这方面,古人也在做。比如说宋朝,皇帝们看起来像是不错的匠人,也编了许多“笼子”,效果固然是有一些,但是,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怎么看怎么另类,有的甚至很逗。

  以享乐做“笼子”

  宋兴于五代之乱,那是一个“城头频换大王旗”的时代,赵匡胤看得比谁都真切。短短五十三年,五个家族轮流上,八个皇帝被杀,下岗者更如走马灯。原因在哪儿?枪杆子决定印把子!不把兵权关起来,今天黄袍加身,明天说不定又被人脱下来。于是,赵匡胤开始编“笼子”。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赵匡胤编的即是享乐主义的“笼子”:“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你们……多积点钱,多置点田产房屋,……快活的过日子。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无猜,不好吗?”

  与此同时,他还对制度进行细化。军队的指挥权被他一分为三,谁也别想轻易调动部队;特别是将带兵权与指挥权分开,最为有效,带兵的无权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无权带兵。如此一来,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几乎为零。

  这也是宋代重文抑武的源头。风气一开,武将集体蔫菜,兵权没了,地位亦每况愈下,只能生活在享乐的“笼子”里。《宋史》载,名将曹彬做枢密使(国防部长)时,路遇文臣车马,要“引车避之”。韩世忠曾议买新淦官田,高宗闻之大喜,特赐御札,把这块田赐给他,前提是----卿把兵权交出来吧。不愿意?弄个莫须有出来整死你,岳飞是个血的教训!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以扯皮做“笼子”

  “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之。”

  两宋许多皇帝都说过类似的话。看起来文臣的境遇要比武将好一些----治权在手,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绝非诳语。但是,等待他们的同样也有“笼子”,其要旨即是扯皮。

  扯皮这个词,不好听,如今还有胡搅蛮缠、没原则、扯后腿等引申意。但就管理学而言,它却有不可或缺的制衡作用。宋代皇帝称它叫“异论相搅”,即同时起用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大臣,以相互牵制。

  徐度《却扫编》云:“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当然也有其他状况,不过独相为大的局面极少。宋代皇帝大多深谙此道,多设几个宰相,让他们吵架去,自己好火中取粟,稳坐裁判交椅。如宋真宗一边升任王钦若为宰相,同时又任命与其政见不同的寇准为相,还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昏庸如宋徽宗者,亲政之初也知道实行所谓“邪正杂用”,旧党韩忠彦、新党曾布同时为相,更是典型的扯皮“笼子”。

  有了这只“笼子”,宰相想“进退人物,随意在手”,就不容易了。如咸淳年间,贾似道权倾中外,但宰臣程元风、江万里等人,仍然“微露锋颖”,公然当众与贾似道作对。这种情形不光在朝廷,地方上也是一样。

  两宋路以下各级衙门,从来就没有“一支笔”的说法,主官的拍板权还不如现在的村支书,副职如同知、通判、主薄等都有通签文书的权力,他们一扯皮,主官必头疼。嘉祐六年,苏东坡以大理评事判凤翔府,芝麻大的小官也敢与韩琦顶牛,靠的就是通签权,令韩琦抓狂亦无奈。

  治权被关进扯皮的“笼子”,那些作风硬朗的文臣感觉很不爽。熙宁年间,王安石就说:“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但宋神宗听则听矣,“笼子”照编不误,一方面重用新党搞改革,一方面又把旧党首领富弼的女婿冯京任命为枢密副使,后又提拔为参知政事,时时拖着荆公的后腿。以吃空额做“笼子”

  这是为预防“乱权”。何谓“乱权”?法度之外的权力也。封建时代,宗室、后妃、外戚等,都是可能的乱权分子。

  宋朝起于外戚夺位,自己做过贼,安能着了贼的道儿?因此对这个群体的限制尤为严格,编了不少“笼子”。如对宗室“赋以重禄,别无职业”,也就是有编制,薪水照发,而且多多的发,就是不让干具体工作;其他如“无后妃预政之理”、“外戚不当预政”等等,在两宋皆被抬升为国体。

  防范宗室夺嫡,哪朝哪代都有,这个就不说了。单说后妃,宋代号称“女子之防尤严”,后妃多懂得“阃外之事非所预闻”,并加以守。哲宗刘皇后在徽宗时被尊为太后,因“颇干预外事”,徽宗“与辅臣议,将废之。”绍兴十三年四月,高宗请求他的母亲韦太后“降一指挥”,韦太后不肯,并说:“我但知家事,岂预外廷?”高宗当即称颂:“太后知国体,故慎重如此”。

  对外戚如同宗室,基本原则也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关在这样的“笼子”里,不少外戚变得很乖。如《宋史》列传称,太宗的驸马王贻永“能远权势”、仁宗的舅舅李用和“推远权势”、哲宗的妻兄孟忠厚“避远权势”、宁宗的岳父韩同卿“善远权势”、宁宗的妻兄杨次山“能避权势”等,多不胜数,他们因此一概被赞为“得外戚体”。

  由于这个“笼子”比较管用,两宋三百年,除“烛影斧声”之疑案外,宗室几无乱权者。南宋有士大夫赞道:“本朝历世以来,未有不贤之后,盖祖宗家法最严、子孙持守最谨也。”后妃外戚专权,亦屈指可数,刘光祖做了客观评价:“国家二百余年无外戚预政之祸,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

  专门给太监制作的“笼子”

  在宋代做太监,比较苦逼。《官制旧典》云:“皇朝惩唐五代宦官横骄之弊,不使典卫总兵、干预政事,但专本职而已。”这是从国家成法的高度给太监做了“笼子”,监管“笼子”的却是朝廷大臣们。

  太监的升迁权与惩治权均在枢密院。如“宦官进职,枢密得专之”;朱熹在文章里也提到,仁宗时,宦官朱颖士“以内降监榷”,监察御史里行(实习生)傅尧俞上疏指责枢密院“不治颖士求内降罪”,实属渎职行为。

  另外,宰相号称“事无不统”,台谏官员可“风闻言事”,他们对太监的制约,也形同两个“紧箍咒”。至和元年,宦官王守忠仗着是仁宗的“东宫旧恩”,病危时“求为节度使”。仁宗“欲予之”,宰相梁适反对:“宦官无除真刺史者,况真节度使乎!”仁宗劝解道:“朕盖尝许守忠矣。”梁适坚持己见:“臣今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当时的御史中丞“亦奏疏力谏”,王守忠“乃罢节度使不除”。英宗即位初,宦官任守忠“奸邪反复”,宰相韩琦召他到政事堂训斥:“汝罪当死!”贬其为团练副使,蕲洲安置。

  南宋有学者把这个“笼子”概括为“宦官有过,宰相得斥之”、“宦官有过,枢府得治之”。并赞叹道,宦官“有过则治,有劳则迁,或赏或罚,一听大臣。宜乎!”当然,这“笼子”在北宋末期并未被关好,梁师成、童贯、李彦等死太监都混入“六贼”之列。其责倒不在“笼子”编得不好,而是看“笼子”的大臣太过无耻。如王黼对梁师成“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梁师成)焉”。看“笼子”的不要脸,“笼子”还能牢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