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白蕉:能篆刻,精书法,亦擅长画兰,能诗文

  白蕉,能篆刻,精书法,亦擅长画兰,能诗文。

  沙孟海先生誉其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书法之余,偶作兰草,风姿绰约,清冲淡远。盖以精于书道,故能叶叶出草法,办办入楷意。观其书画,是知非才情学养俱佳者不可入其堂奥。惜罹难“文革”,流年不永,垂世之作较少。曾为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专职干部。

  1919年,白蕉12岁时,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所以在学生时代,他积极投入报国爱国的热潮,曾担任重山县青年部长,并与进步同乡创办进步刊物《青年之声》,宣传爱国思想,同千百万工农群众去迎接北伐军。1923年,白蕉16岁时,告别故乡,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通过同学蒋丹麟结识徐悲鸿,与徐悲鸿、周练霞、徐建奇,和戚石印夫妇一起加入蒋梅笙组织的诗社。稍后,白蕉又结识于右任,现存白蕉最早作品即1926年与于右任合作的书法长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政局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爱国青年惨遭杀害,白蕉因此失学。后应鸿英图书馆董事长黄炎培之邀,到图书馆任《人文月刊》编辑,抗战爆发,图书馆基金告罄,拟遣散馆员,陈宝鸿建议推选白蕉为馆主任,白蕉做了大量工作,使图书馆赖以维持。在任图书馆主任期间,白蕉写成《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影射蒋介石不要重蹈袁世凯之覆辙,受到黄炎培、柳亚子、叶楚伧赞赏,此书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内战时,难民饥寒交迫、陈尸街头,上层统治者却花天酒地,白蕉愤然作《悲上海》诗,痛斥当局的腐败。

  1937年,抗战爆发,白蕉避难上海,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与高逸鸿、唐云、张炎夫等组织“天风书画社”,并以诗书与郭晴湖订交。同时,积极参与徐悲鸿举办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1938年,日军侵入金山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局热衷于内战,实行不抵抗政策,白蕉目睹家乡生灵涂炭,悲愤交集,在作诗痛斥之余,与挚友邓散木一起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并将书画捐赠慈善机构,救济难民。1940年,白蕉父亲去世后,母亲病重,白蕉回乡探望,拒绝日本军官邀请。1941年,白蕉34岁,与金学仪成婚,徐悲鸿赠送《双青毛竹图》中堂,白蕉作诗“代简一首”寄徐悲鸿以表谢意。1948年秋,国内局势大定,白蕉回乡探望母亲。伪县长为拉拢知名人士宴请乡绅,亲自邀请白蕉赴宴。白蕉坚辞不得,被强之以去。席间,伪县长发言中污蔑共产党,为当局涂金,白蕉当场驳斥之,众皆失色。事后白蕉被怀疑为地下党员,上了黑名单,因及早解放,未遭毒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白蕉夫妇积极参与居民委员会工作,支援人民军队。这年,白蕉与邓散木合写《钢笔字范》,对于促进钢笔在中国的推广传播起了巨大作用。土改时,白蕉特地回乡动员姐弟将全部地契交给政府,并受县委邀请作土改动员报告,宣传党的政策。柳亚子回

  国后,曾邀白蕉陪同去苏州无锡等地观光视察。白蕉返沪,柳即给他写信,并附一信给华东局领导,推荐白去华东局工作,白蕉不愿借重柳氏重名,故此信并未寄出。后上海市委请沈子瑜、沈志远出面,聘白蕉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在填写工资要求的栏目中,白蕉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只要求八十个单位的生活费。任职期间,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恢复、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建、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的创建、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并参加了恢复党的一大会址的筹备工作。1953年秋,白蕉赴京开会,和徐悲鸿相聚,邂逅南社重臣姚鹓雏,书《敬步鹓雏诗老原韵》,并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齐白石,齐老为白蕉作《芭蕉图》。白蕉在徐府逗留一周,临行,徐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鸿突然逝世,白蕉作挽诗悼之,寄与在京友人艾青,嘱其交治丧委员会。

  1955年3月,白蕉为黄宾虹送殡,留杭三日,同行有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唐云、林风眠、赵延年诸家。1956年2月29日,上海美术工作者三十三人专车去常熟虞山写生,前后四日,5月上旬,与上海国画作者孙雪泥、贺天健、钱瘦铁、沈迈士、江寒汀、唐云、吴青霞、俞子才、张守成及西画雕塑家张充仁等二十三人去苏州旅行写生,日程为天池、华山、灵岩、天平及诸园林名胜、洞庭东西山,则以雨阻,未果去,先后七日。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世,白蕉写了“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在赞扬白石老人的同时,文章分析了“有些画家到了生活去,为什么没有创作”的原因。这年反右斗争开始,白蕉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职、降薪的处分,下放到画院图书馆管理图书,被剥夺了创作及政治权利。但是,白蕉对国家的前途和信心未变,曾于1959年5月上海解放十周年之际,作《行草自作词“清平乐”二首》和《“山高惯伍”草书自作诗》歌颂祖国。10月份国庆十周年之际,又作《颂人民公社诗》,并作《节日夜游》书赠翁史焵。

  1961年,白蕉摘掉“右派”帽子。4月8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白蕉即下大力气进行工作和创作。1962年,他与任政等一起,在由沈尹默先生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执教,积极协助沈尹默、潘伯鹰先生作书法的普及、挽救工作,为新中国的书法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此时,白蕉的书法艺术水平达于颠峰,于1963年写下《兰题杂存长卷》(时间尚存疑)和行草手卷《杂书题写兰旧句》。

  1965年春节期间,白蕉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大、省文联邀请赴合肥讲学,继续为普及、挽救书法事业努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久病初愈的白蕉被莫名其妙地批斗、抄家,被冠以“摘帽右派”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白力图澄清,被定为“翻案”,受到体罚、批斗,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写交待材料,铲油画调色板,洗笔等,连请病假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耽误治疗。后被“从严处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每月只发给三十元生活费,并取消了他的公费医疗。

  1969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日凌晨,饱受折磨的白蕉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一岁。白蕉在短暂的六十年间,经历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可谓阅进人间冷暖。白蕉的一生,是学者、诗人、书画家的一生,但也不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一生服膺于晋人的人生观念,超然物外,平淡冲和,但是,又不乏“刑天舞干器,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在勤奋俭朴,甘于淡泊,默默地完善自我人格尊严的同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也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文字和行动支持抗日,歌颂祖国,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