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伪娘:历史上那些喜欢男扮女装的人
记载中最早好穿男服的女子是夏桀的宠妃末喜。末喜,不同记载或叫“穏嬉”、“末嬉”、“妹喜”、“未喜”。《晋书·五行志》说:“末喜冠男子之冠。”明确说明末喜戴男人的官帽。《汉书·外戚传》师古注说末喜“美于色,薄于德,女儿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于是汤伐之,遂放桀,与末喜死于南巢”。古人把桀、纣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坏皇帝的典型,他们之所以无道和亡国,是由于末喜和妲己,这两人又是坏女人的代表。从师古的话可知,末喜像男子一样,愿意过问政治,夏桀还听了她的话。她应该是一个政治人物了,尽管是失败者。为此她不安心于后宫生活,既要从事政治活动,就要像男人一样装束。应该说她是女子男装的先行者。
春秋时齐灵公喜见身边的妇女作男子装扮,于是媵妾侍婢穿男人服装,戴男人装饰。国中妇女纷纷效法,都城满目皆是男装女子,于是他又看不顺眼,下令禁止民间女子穿着男服,惟独宫女照常是男子打扮。民间女子对灵公的做法不满,仍然喜穿男装,灵公生气,下令凡见男装女子就撕裂她的衣服,剪断衣带,给人难堪。但是还有少数女子不怕凌侮,照旧穿男装。晏婴深知强迫改装行不通,向灵公建议:若要禁令通行,最好先从宫内做起,如果宫中妇人都穿女子的服装,民间女子的男子打扮会不禁自绝了。灵公照晏婴的主意办,女子爱好男子装束的风潮就过去了(《晏子春秋》卷六)。
唐朝前期是妇女着男装的盛行时代。一次唐高宗和武则天举行家宴,他们的爱女太平公主一身男性装束,身穿紫衫,腰围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身上佩戴着边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七件饰物,有纷(拭器之巾)、(拭手之巾)、砺石(磨石)、佩刀、刀子、火石等,以赳赳男子的仪态歌舞到高宗面前,高宗、武后笑着对她说:女子不能做武官,你为什么作这样的打扮(《新唐书·五行志》)?太平公主男装,就其个人来讲也不是偶然的,她是一个“多权略”的女子,是唐初在武后、韦后之下的第三个有权干预政治的女人,而韦后自知智谋不及她,因而对她有所畏惧。她参与武则天的谋议,武则天也最喜欢她。武则天末年,她与唐中宗、张柬之诛杀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等,使中宗继位,以后又与唐玄宗清除韦后势力。玄宗初年有七个宰相,其中五位是她的人,因此“军国大事,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这种情况为玄宗所不能容忍,乃诛其党,赐死公主(《旧唐书·太平公主传》)。太平公主的男装,一是她的性格像男人,故喜着男服;一是干预政治,不愿脂粉气太重,以男装具其威仪,助其施展政治才能。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玄宗时宫中妇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即宫内宫外,贵族民间,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人皮靴,女子服装男性化了。唐武宗时也有女子身着男装。武宗妃子王氏,善于歌舞,又曾帮助武宗获得帝位,是以深得君王的宠爱。王妃体长纤瘦,与武宗的身段很相似,当武宗畋猎时,她穿着男子的袍服陪同,并骑而行,她与武宗的形象差不多,人们分不出来哪个是皇帝,哪个是妃子。武宗还想把王妃立为皇后,宰相李德裕以妃子娘家寒素和本人无子为理由,反对册立,遂使王妃失去执掌后宫的机会(《新唐书·后妃传》)。王妃的男装显然是武宗所欣赏的,至少是被武宗所接受的。
元人绘女性化男子像男人女人生理不同,服饰式样有差别也是自然的事情。但古人的传统观念,把男女服装绝对分开,不得掺杂、逾越,否则将要遭到谴责。如男子穿妇人服,三国时以清谈著名的思想家何晏“好服妇人之衣”,被另一思想家傅玄指斥为穿“妖服”。女子穿的男装,也被视为妖服,所以正史《五行志》里往往设有“服妖”一目,责备女子的男装,如《新唐书·五行志·服妖》在写出太平公主男装事实后,接着说“近服妖也”,加以贬责。
男女装混穿,在正统的观念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生活小事,更不是个人兴趣的事情。傅玄说:“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原来统治者认为男子主于外,女子主于内,故有男女的服饰制度,使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若女子男装,会出现牝鸡司晨的事,是家庭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傅玄还举例子,说夏桀因宠末喜戴男子冠亡国,又说何晏本身遭到杀身之祸,而且三族皆被夷灭(《晋书》)。所以封建时代,男女服制的不同,是男尊女卑的反映,不许女子着男装是统治女子的一种手段。因此那些敢于着男装的女子,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反抗的行动,绝不能以“服妖”视之。指责人家装束“男不男,女不女”的传统观念,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那种服制上的尊卑贵贱男女的等级制度和观念应当彻底清除。再从审美角度观察,巾帼而着男装有的颇有须眉之气,有何不好!为何要搞服装的一统天下,清一色岂不令人厌烦!再说禁止女子男装,也是徒劳之举,且看历史上舆论反对,朝廷禁止,到头来还是不时出现,禁又何益?何必去办这种蠢事,还是听从民便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