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揭秘:清朝都错过了哪八次强国维新的大好时机

  第一次,清朝入关之初,皇太后和顺治帝礼遇外国传教士汤若望,为清帝了解西方开启一扇窗户;但随着顺治帝病故,汤若望被讦告,下狱而死,从而使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

  汤若望是德国人,耶稣会士,明末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今宣内南堂,顺治初,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受命修成《时宪历》并颁行,他因此获得太常寺少卿衔,后成为清朝命官,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

  顺治帝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顺治曾24次亲到汤若望馆舍,或召汤若望入宫,君臣畅谈,竟至深夜;汤若望向顺治先后呈递300多件奏帖,陈述建言,皇太后懿意立皇三子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支持皇太后的旨意,顺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

  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陈垣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顺治帝24岁病故,不久汤若望被杨光先讦告而下狱,后死于羁所,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是为第一次。

  第二次,在康熙朝,西方耶稣会士将西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送到皇宫,使得康熙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由此组建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的“蒙学馆”,但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没有使之成为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

  那个时候测绘的《皇舆全览图》,可以作为一例明证,畅春园的“蒙学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然而,康熙皇帝仅作为个人的兴趣、需要,而没有像俄国彼得大帝一样再往前迈一步,使之成为国家政策、政府行为,可惜,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是为第二次。

  第三次,雍正时期,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雍正帝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户关上。

  在雍正朝,全国天主教堂约300座,受洗教徒约30万人,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雍正初年,驱赶内地耶稣会士到澳门、封禁天主教堂改其为“天后宫”,浙江巡抚李卫在雍正帝支持下,撰写《天主教改为天后宫碑记》说:我皇上“去荒诞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于苍生之明神,不劳力而功成,不烦费而事集,此余今日改天主堂为天后宫之举也。”

  如果说将天主堂改为学宫,尚有普及教育的正面作用;而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两者都在供奉“明神”,没有本质的不同!显然,雍正帝最关心的是“天主”与“人主”的矛盾,是“一国之中宁有二主耶”?他还是为着帝王的专制,雍正帝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顺手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户关上,是为第三次。

  第四次,乾隆朝,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但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造成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乾隆帝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

  在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的万寿庆典上,英使会见乾隆帝的礼仪成为争论的焦点,清朝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礼——“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下跪表示英国的“归降”;马戛尔尼只同意行单膝跪礼,马戛尔尼递交了英王用英、法两种文字书写的表文,要求英国派代表常驻北京,乾隆帝认为:此不合天朝体制,断不可行。

  马戛尔尼还要求: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买卖货物的洋行,并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存放货物等,乾隆向英王发出回书,对英王的上述要求,逐条批驳,断然拒绝,这标志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失败。

  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他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是为第四次。

  第五次,嘉庆朝,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再遭拒绝,从而使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的机会。

  嘉庆帝以“蕞尔小国”,前来“输诚”,而“勉从其请”,这次还是因为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降旨:“该贡史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一一发还。”使英国使臣被驱逐出境,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和吸纳的机会,是为第五次。

  第六次,道光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但不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却继续封闭,狂妄自大。

  在道光朝,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封闭,狂妄自大,本来应当在鸦片战争后,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然而,道光皇帝以穿带补丁的裤子显示节俭,捡芝麻而丢西瓜,拒不汲取教训,拒绝改革图新,是为第六次。

  第七次,同治朝,恭亲王奕忻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但不久却遭节制,致使同治新政夭折,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

  在同治朝,恭亲王奕忻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引进新机器,创办新工厂,开始有了一股维新图强的新鲜空气,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江宁克复”,第二年就对奕忻“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后命奕忻“仍在内廷行走”,只让做事,不给职权。

  七年,捻军威逼京畿,又命奕忻节制各路大军,同治亲政,奕忻“降郡王”,奕忻的军机大臣三任三罢,同治新政夭折,后以剪辫子等理由调回留美学生,日本恰在同年实行“明治维新”,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是为第七次。

  第八次,在光绪朝,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

  戊戌变法可以说是历史给清朝最后一次图强维新的机会,然而,慈禧集团以权力与恩怨为重,以社稷与民意为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是为第八次。

  在分析清朝历史上的八次历史机遇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看到:清朝同中国历史上其他皇朝所处时代不同,其时,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已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日本、俄国也经过变革而逐渐强大,清朝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