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晚清权臣的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
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
所谓“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之)。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替,可以“三环链”喻指。本文就其“环链关系”略呈浅见。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曾国藩与一些重要将领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纪律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他为湘军写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军礼,以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官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
淮系集团是在淮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由将领、官僚和幕僚组成。1870年,随着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这个集团迅速向中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渗透,从而成为晚清历史上最具有势力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
湖北新军创始于1896年,至本年已练成步、马、炮、工程、辎重各兵种1.7万人1905年5月,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共计兵额近7万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长芦盐运使胡橘芬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聘德国人为教官,有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12月8日,荣禄决定改派袁世凯到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袁世凯接任后,将“定武军”进行扩编,加募步队2000人、马队250人,凑足7000人;并陆续加聘德国译员至10余人。
这支新军完全按照德国营制、操典进行训练,用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由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对新兵的招募,按照西方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等规定。镇压义和团时,新军扩充到1.7万人。1903年袁世凯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新军大加扩充。日俄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建议在全国成立新军36镇。他先将北洋“左”、“右”两镇募足兵员,正式成立北洋军第一镇、第二镇,派王英楷、吴长纯分任统制,随后又将巡警营扩编为第三镇,派段祺瑞统制。又将原来的武卫右军、南洋自强军编成北洋第四镇、第五镇,派王士珍、吴长纯分任统制。5月14日,“京旗常备军”也扩编成镇,以凤山为统制。至此,北洋新军六镇练成。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时间上比较靠近,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当年曾做过“湘”“淮”大员(如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归庐谭往录》中曾说:“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无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时间的先后。具体看,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咸丰四年(1854年)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至此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当然,还说不上具有“完备”形态)。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因“东援”需要,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开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苏巡抚)权柄,这样“军政结合”,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从湘、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而两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时间则更长。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自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袁世凯的叔、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庆门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荐引。其集团势力的奠基,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收用。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时段。及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由袁世凯继任(先署理,随后实授),则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直接替代的标志。由此可见,渊源上袁氏集团与“湘”“淮”有着相对的远近、疏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