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孙权与勾践的小同大异:都曾经用过美人计
东汉建安五年(200年),东吴版图的奠基人孙策在临终前,将印绶交给其弟孙权并嘱咐道:“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事实证明,孙权不负兄望,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时代,不但终其一生未失江东寸土,而且使基业不断拓展,算得上一位成功的守业之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陈寿在《三国志?吴主传》中对其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
如果将此二人放回各自的历史环境中,对他们的行为做一下客观的比较,就会发现孙权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计”方面和勾践有着本质区别,可谓小同而大异。
越王勾践是中国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吴王夫差大破越师于夫椒,接着围困勾践及余部五千人于会稽山上。勾践走投无路,派大夫文种求和于吴:“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又曰:“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也就是说,如果吴王夫差乐意,越国举国女子都可以按“门当户对”的原则去侍候吴国的男人。这样,“屈身忍辱”的并非勾践一人,越国所有君臣都将蒙受奇耻大辱!吴王夫差听信谀臣太宰嚭答应求和后,勾践果真偕妻子及范蠡等大臣三百人入吴为奴。勾践不仅亲自为夫差驾车养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主动尝其粪便以诊病情。
说孙权“屈身忍辱”,无非是因为他曾先后屈身事曹操和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为了避免将来因夺取荆州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订盟修好之意)”。不过,这种投降只是名义上的臣服,孙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节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袭杀关羽后,深感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加屈降于曹操。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篡汉,孙权马上遣使奉贡,以表臣礼。黄初二年,孙权又遣使称臣,并送还于禁等曹魏降将。但曹丕并不满意这种有名无实的藩属关系,遂向孙权征质子,即要求孙权以送儿子做人质的方式来表达对魏国的忠心。孙权既不愿送儿子为人质,又不愿陷入西、北两线作战的境地,只好使了个“拖”字诀。黄初三年,曹丕终于对孙权和稀泥的做法忍无可忍,遂遣三路大军南下伐吴。此时吴将陆逊已经大破刘备,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解除了西线的威胁。于是孙权立即拔刀相向,魏吴臣属关系从此破裂。
孙权比与勾践,看起来好像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其实不然。曹操打的是“天子”旗号,魏国又是代汉的正统。因此,孙权称臣于曹魏,犹如地方称臣于中央,算不得什么耻辱。只是对于孙权这样一位欲夺天下的英雄来说,臣服于他所谓的“汉贼”,确实有损颜面。“任才”不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勾践虽然能在难时重用人才,却不能在易时善待人才。若无文种和范蠡的精心辅佐,勾践基本没有灭吴称霸的机会和可能,但功成名就后的勾践不但没有让这两位盖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悦,反而逼得他们或死或逃。勾践灭吴后,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及时辞别勾践,变易姓名,乘舟浮海逃到齐国。文种接到范蠡劝其速逃保命的书信后称病不朝,没来得及逃走就被勾践赐剑自杀。
孙权同样也能重用人才,同样也杀害过人才,但杀人的主观原因和方式方法则不同。孙权杀害的最重要人才无疑是火烧夷陵、大破刘备的名将陆逊。但孙权在主观上绝不是要兔死狗烹,因为当时孙权还未一统天下,魏、蜀还时刻威胁着吴国的安全,吴国还需要陆逊这样的“良弓走狗”。而且孙权之所以害死陆逊,主要是因为以陆逊为首的一批大臣反对他废嫡立庶(孙权欲废太子孙和,改立鲁王孙霸)。陆逊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和孙权较劲,加上鲁王党羽杨竺等人的不断谮毁,所以“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尽管孙权气死陆逊有失英明仁义,但与勾践赐死文种又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孙权气死陆逊后追悔莫及:“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若陆逊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但勾践不同,他逼死良臣已经可恨,更可恨的是他杀贤害才时暴露出的麻木不仁的无耻心态。勾践在逼迫文种自_杀时竟言:“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说到“尚计”,勾践最擅长的计谋莫过于“美人计”。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勾践兵困于会稽山,国破家亡之际,他马上就想到了“美人计”。君臣一番谋划后,竟派文种向吴王夫差求和:“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结果由于伍子胥识破其计,力主灭越,第一次“美人计”没有奏效。但越国君臣没有气馁,他们听说吴国的权臣太宰嚭贪财好色,于是“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黄天不负有心人,第二次“美人计”终于有了效果,在太宰嚭的强谏下,夫差终于答应了越国的求和。后来,为了用女色迷惑夫差,以乱吴政,“越王勾践得采薪二女西施、郑旦,以献吴王”。这是第三次也是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次“美人计”。
勾践为达复仇目的,不断采用女色诱敌的手段,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以女色作为开路的利器,都要以牺牲越国女子的幸福作为代价。孙权也曾使用过一次似是而非的“美人计”。说它似是而非,是因为严格地说,它实际是一场政治联姻,并非传统意义上靠女色迷惑对手的计策。赤壁之战后,刘琦(原荆州牧刘表长子)病死,“群下推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
由此可见两人的小同大异。孙权也同样是向对手进献女子,但与勾践使用的纯粹的“美人计”又大不相同。勾践进献美女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色相以迷惑和讨好敌人,美女只是供人取乐的玩物;而孙权进献妹妹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结亲以拉近和刘备的关系,其妹是刘备有名有分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