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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崖山海战的意义超过任何改朝换代!

  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崖山海战的意义超过任何改朝换代!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小编一起看下去。

  公元1279年,南宋守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崖山(今天广东江门一带),与蒙元追军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战斗结果:宋军覆灭,十万军民殉国,丞相陆秀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八岁的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

  这场战役,史书称为“崖山海战”。“崖山海战”不仅是宋亡标志,而且还被很多国外史学家视为“华夏陆沉”“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即“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依我看来,作为一个地域,中国何时都客观存在,无论统治者是谁,称“宋”抑或称“元”,不能说元不是中国,即便是中国被征服史,也是中国历史。但对中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即汉族而言,元灭宋,确是亡种危机,准确地说,是“崖山之后,第二纪华夏人亡(注:第一纪是先秦远古华夏人,第二纪就是以汉唐宋为代表的中古华夏人)”。

  关于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海战,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历史小说《海啸》描述得惊心动魄:

  公元1279年,人类古代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战局最为惨烈的一场海战不可避免的在新会崖门海域爆发。交战的双方一方是由草原兴起的强大蒙古帝国,它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踏遍亚欧大陆,集中全力准备给敌人最后致命的一击。另一方是国力衰落的南宋帝国,积弱不振的它已经苦苦抵抗了近半个世纪。这是两个民族之间异常残酷的一场绝世之战,对垒双方共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600多艘。蒙古帝国已经吞并了大陆上若干个咤叱风云的国家,意图借这场战争彻底消灭这片广袤土地上最后的强劲敌人。而南宋帝国在蒙古铁骑的大举入侵之下,

  一批忠贞的大臣拥立幼帝从杭州退到福建,再退至崖山建立起海山朝廷,捍卫着保卫江山的最后一丝希望。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以“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壮士们,慷慨赴国难,踏上了历史留给他们的最后舞台。一群宋王朝仅存的精英,就这样置身于这天涯海角的一隅,保卫着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流亡政权。

  然而勇气终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英雄壮志亦不能阻挡波涛般的蒙古铁骑。宋军在初次交锋得胜后,其被动的战术使自己陷入了敌军的围困。数日后,在滔天的巨浪中,缺乏补给的宋军在蒙古军团强劲的攻势下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结束了这场持续二十多天的海战。

  落日的余晖是何其悲壮!“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被囚禁在元军船中的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战中最惨烈的一幕——无力回天的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年幼的皇帝,背负着他为之坚持的沉重理想投海而亡。其余宋朝军民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

  田中芳树的这段描述十分生动,但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灭宋的元军,主力不是蒙古铁骑,而多为汉人水军。因为蒙古军队不善水战,所以,这一次是汉人“带路党”张弘范领军主攻。灭宋后,张在崖山石上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后来有人在这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表达了“汉人灭汉人”的千古悲愤——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蒙古灭宋,开启了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先河。汉民族遭受了第二次亡种危机,甚至可以说是“亡种之难”。

  在宋朝之前,汉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征服过,游牧民族虽在汉朝时就很强大,但充其量与华夏并立平行。“五胡乱华”虽然征服了中原,但不足以征服全中国。而崖山海战这一仗,导致南宋政权灭亡,则是中国全境再无一个汉族政权,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彻底成为被征服者,史学界所言的“华夏陆沉”盖因如此。

  据吕思勉《中国通史》记录,蒙古帝国太宗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当初进占中国北方的时候,本打算是想将北方汉人全部杀掉,因为他的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汉人没有任何用,不如杀光他们,把地空出来,变成我们的牧场,让我们这里放牛马羊。但窝阔台的另一个近臣,契丹人耶律楚材出来劝阻,说不可,汉人有用,可以给我们种粮纳税。你杀了汉人,谁给你当牛做马?于是,窝阔台打消此念,将汉人当作农奴使用。

  史料显示,蒙古人征服前的南宋,人口约6500万,基本全为汉族;北方汉族人口1000万,而蒙古总人口约100万。

  也就是说,总人口不足100万的蒙古人,征服并统治了7000多万的汉人,人数对比超过1:70。无疑,这是继“靖康之耻”后的又一次巨大民族耻辱。华夏的两次灭顶之灾,旷世之耻,俱为两宋创造。

  为什么唐朝创造了汉民族无尚荣光,宋朝却两次把汉民族送入羔羊境地?

  这里从政治层面做个小结:

  比之大唐总结两宋,至少有国家政治方面的“三大失策”:

  其一,保皇权之至高无上,不受“有动手能力者”威胁。就像2013年新编历史剧《精忠岳飞》中,秦桧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给出杀岳飞理由的经典台词——“不在于他想不想反,而在于他有没有造反的能力。”此言一语中的,赵宋皇室搞崇文抑武,就是要彻底扼杀国民“尚武精神”及“造反能力”。

  其二,保皇权之高度统一,思想收紧、儒家接受理学改造。宋朝臣民不仅统一受教儒学,还要戴上更加趋于保守的理学紧箍咒——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比“崇文抑武”更具杀伤力的洗脑运动,令宋版汉人失去“人之本能”,无欲无力,日渐衰萎。对于游牧军队,北宋军队尚有还手之力,南宋军队却已无招架之功。南宋一降,塞外铁骑南下攻城掳掠犹如探囊取物。原因就是“以儒立国”的副作用到了南宋已经积重难返,经过“理学”洗礼的儒教嬗变为“阉割文化”,儒家文化“刚”的一面消失,原来的兵家文化不见了,刚柔相济的华夏文明变成了阴柔见长的雌化物,南宋军民已整体雌化。宋军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吓唬国内百姓。

  其三,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的融合被割断。大唐中国,奉行对外开放式的“海纳百川”“胡汉合流”,而两宋中国,却奉行自成一统的内敛“小国策”,对于游牧民族部落国,宋人是鄙视加卑微——“牛并孙子着”。

  例如,宋人当时对女真统帅的称谓是“狼主”,如果以“狼主”称中原将帅,那可能是一件大不敬的事。中原大臣谁与“狼”粘上干系,那就难逃奸逆贰臣。而在游牧民族当中,“狼主”可以成为尊称,比如在传统评书《岳飞传》中,岳飞老对手完颜宗弼的帐下汉人,便人以“狼主”称之,如此称谓女真统帅,除了表面的“尊重”,不能排除其中暗含对敌首的讥讽。

  对于这一点,完颜宗弼可能也心知肚明。不知“狼主”这个称呼是从中原而来还是塞外叫起的,他不拒而笑纳。汉人的嘲讽称谓,丝毫没影响到牧马人的自信心。

  而历史反复证明:你怎么称呼对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实力上真正藐视对手。以称呼之污,掩盖现实之怯,其实是一种弱者文化的表征。宋朝由君及臣,既不能战胜敌人,又不想学敌人之强悍精神,只想花钱买和平,在文化上藐视对方,所以最后只能沦为野蛮人的“战俘”。

  关于精神,美国作家海明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对应海明威这句的,是中国一句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首先不是经济崩溃、军事失败,甚至不是文化落后,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述出两宋亡因,以及宋版汉民族出了什么问题。宋朝时的华夏文化登峰造极,但却开启了华夏被征服的历史,乃至古华夏人的被灭,正是政治保守、精神衰败、血性消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