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揭秘:一生中两次跨海攻打日本的中国皇帝是谁?

  导读: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这五个朝代里又有四个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掌权的,所以许多古老的地名都起得粗犷而大气——即使当初的那些命名者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性格依然通过永恒的景物获得延续:一座山、一条河、一架桥抑或一块人类的聚居地……譬如北京的湖泊,动不动就以海相称,仿佛大得没边了。这在中国的其他古都,是少见的现象。杭州的西子湖够大够美够富贵了吧(被比喻为西施的化身),还是老老实实地叫作西湖。扬州也有座西湖,为了区别,只敢加了个“瘦”字:瘦西湖——显得更文弱更谦逊了。南方的湖泊,怎么从名字上看,也跟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

  老北京的皇城两边,各有三海。内三海指南海、中海、北海。外三海指前海、后海、西海——又合称为什刹海。至于郊外的海就更多了。永定门外的南海子(包括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小海子等多处),是元、明、清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即南苑。元大都西北角的积水潭,当时叫做海子或西海子,《元史·河渠志》称其“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若海,都人因名焉”。还有柳林海子呀什么的。甚至大名鼎鼎的海淀,原始的词义应为“像海一样的湖泊”——根据明万历年间蒋一葵《长安客话》的说法:“水所聚曰淀。高梁桥西北十里,平地有泉,彪洒四出,汨汨草木之间,潴为小溪,凡数十处。北为北海淀,南为南海淀。”

  “海子”之名最早产生在唐朝。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逐草而行、傍水而居;视水源为生命,跋涉很远的路才能遇见——人畜皆喜,”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见《咏归录》),也就有了把湖泊称为海的语言习惯。在蒙古语里,一向称湖为海子——恐怕从成吉思汗开始就这么叫了。他的子孙占领北京之后,自然也习惯这样命名——在湖畔歇歇脚,松开盔甲,并且饮马,是这些来自草原的骑士的最大梦想。

  这些从未见过海的内陆牧民,在沙漠或枯草季的荒野驰骋久了,灵魂有着先天性的渴意,见到了波光潋滟的湖泊自然无比满足,以为寻找到了海的替身。要知道,真正的海对于他们来说,是祖祖辈辈流传的神话,是仅仅靠马鞭无法抵达的幻境,但同时又是一种致命的诱惑。难道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这异域的湖泊就是海了?不,不是这样的。把湖泊称为海子,不过是止渴的一种方式而已。蒙古人藉此而获得征服更大的水域的野心与勇气:相信海洋也能像划归版图的这些湖泊一样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恐怕正因为这种天性中的豪放(连给湖泊命名都如此夸张),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才缔造了空前绝后的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而元朝,才做了别的朝代没敢做甚至没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跨海东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别从朝鲜和舟山群岛出发,总兵力达十四万人,船只共4400艘,被称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这两次跨海作战都以失败而告终,更像是理想主义的行军:草原的骑士渴望成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计代价地这么干了。这种豪赌(并且连续赌了两次),是别的民族无法想像也无力承担的。虽败犹荣的蒙古人啊,曾经是海上的堂吉诃德——把大海当作敌对的巨人了。

  这两次渡海东征的最高指挥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据北京,摒弃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炉灶,于1266年开始营造以北海琼华岛为中心的新大都,历时十九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刹海,顿时都成为这位雄视天下的霸主私人的金鱼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称作“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时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离开此地,向东北方前进,一直瞳到距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

  从这段叙述里,能管窥出忽必烈对大海的向往与好奇——不知他一生中是否亲眼目睹过真正的海?对于他来说,恐怕只有征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戏——他一直很认真地玩着。他在北海的湖心琼华岛(又称万岁山)指点江山,挥霍一生,不仅命令麾下乘胜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苟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为膨胀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进发,向日出的地方进发,抢渡日本列岛——这是天之骄子对海之骄子的挑战。北海的波光与涛声哟,曾经为他心游万仞的豪情伴奏。北海中的琼华岛,是根据“蓬莱仙岛”的传说设计的,忽必烈最喜欢住在山顶的广寒殿——这是他的月宫。一位住在月亮上的帝王,连梦想都是那么缥缈,清高乃至浪漫。

  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元故都的规模与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内——爱称为太液池(“太液秋风”是燕京八景之一)。又把皇城之外的什刹海尊称为玄武池——因为什刹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庙,系唐代遗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汉人的皇帝,连结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经据典,别有涵义,好像有多大学问似的,而且多多少少带一点实用主义——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灾的寓意。其实,防不胜防。

  我还注意到这样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称为海,豪迈中不无夸张——如同他们面对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汉人则把湖比喻为池塘了(是养鱼池呢还是游泳?)象征着人在神面前的谦虚乃至自我贬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隶。据说每逢火神诞辰或皇宫发生火灾时,明朝的皇帝必定特派大臣去玄武池畔的火神庙叩头朝拜,祈祷神灵多加关照。所以即使在给事物的命名方面,这个民族也不敢夸大其辞,文雅有余而野性不足。果然,明朝是最热衷于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是最小的。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由一个太监而不是由一个将军担任船长)的伟迹,外交和外贸的色彩较浓,大相迳庭于蒙古人远征日本的那种赌徒式的悲壮。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文明的进步。但对于历史而言,一次失败的赌博或许比一桩成功的贸易更荡气回肠,更令后人嗟叹。我想,明朝正是因为骨子里的保守与懦弱而亡国的。

  在明朝,那些曾经生怕沦为忽必烈汗阶下囚的日本人变得强大了,反而渡海来大陆劫掠——倭寇,是很让明朝皇帝们头疼的事。这甚至遗传给了清朝——清朝对大海简直充满恐惧,所以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清帝国的劲敌,大都来自海上——以其坚船利炮,羞辱着生病的东方狮子。慈禧太后挪用了二千四百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她在昆明湖上泛舟,却输掉了那场著名的海战——大清帝国首先是在海上被打垮的,它甚至保卫不住自己漫长的海岸线。更何况地平线呢。于是它成为地平线上最惨痛、最耻辱的一次落日:版图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彻底葬送了忽必烈汗时代的尊严与遗产。

  那些把湖泊称为海,有着广阔的胸怀和超人的视野的英雄,都哪儿去了?那些逐水草而居、弯弓射大雕的游牧者,那些快马加鞭、风雨兼程的夸父式的骑手,都哪儿去了?那些缚龙的长缨,驭风的神驹、势如破竹的宝剑,都哪儿去了?那些气吞万里如虎的悲歌慷慨之士,都哪儿去了?太液池和玄武池,饮了八国联军的马。防火的寓意也成了莫大的嘲讽:称为“万园之园”的皇家林圆明园,首先被焚之一炬。固若金汤的长城,没挡住敌寇的铁蹄……

  直到若干年后,北京的海子才恢复了壮志雄心,才恢复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作为其代表,中南海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脏。这里住进了一个伟人,他甚至敢于责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南海这个名称,无疑已带有政治的意义:从中南海怀世堂里传出的,是新中国的声音。中南海,终于真正地像海了——甚至比海洋还要辽阔、还要豪放。一个民族充满了在大海上航行的感觉。一个民族在寻找着自己的舵手。哪怕这又是一次理想主义的远征——但终究是积极的、伟大的,标志着这个饱受凌辱的民族并没有沉沦,而是在不断地调整航向、谋求发展。在航行中,它学会了规避漩涡、暗礁;在航行中它永不言败,并且最终战胜了风浪——挂满的风帆就像新长出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