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李鸿章:他展现了真实的晚清,也为后世提供借鉴

  晚清能够在列强入侵时出现“同治中兴”局面,不得不说是精英政治的结果,其中的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若有人因为他们的一些失败而厌恶他们,我不得不用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来回答他们:“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评价一个人,若只从道德角度去评价,只能评价一个人是否是君子。也就是李鸿章所讲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那一类人,虽然这类人比卖国贼好一点,但于家于国一点作用也不起。最多只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多增一具尸体。真正的能臣都应该以实干为主。把权利作为公器,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另外,评价一个人,也要把他放到大环境中去比较,在同样的环境下,推己及人,才能得出最公正的评价。

  在《李鸿章政改笔记》中,作者以李鸿章本人口叙的方式,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作为一份政改笔记,书中自然展现出了李鸿章对许多事物的认知,但我则着重观察了李鸿章对于“臣”、及“日本与甲午海战”这几方面的叙述。

  看到了“臣”,我们自然就想起了官,也想起了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有人认为这是儒家留下的糟粕,我却不以为然,孔子创下儒家学说的初衷就是为了达到“仁治天下”,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其目的只是为了建立贤者治天下的体系,也就是已逝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强调的精英政治,可以说李光耀总理是把儒家学说发挥最大作用的政治家。然而儒家学说几千年传承下来,却越走越窄,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这其中的缘由无非是儒家学说沿袭成为一种为统治者服务的学说。直到现在才散发其该有的光辉。因此,“官本位”并不是儒家遗留的糟粕,它只是几千年官场腐败,不正之风留下的副产品。本身就已经违背孔子初衷,怎么可以把罪责怪到他老人家的学说上。在这本书中,李鸿章的叙述更是把“臣”解析的非常透彻,李鸿章把“臣”分为六种,分别为权臣与懦臣,忠臣与奸臣,能臣与庸臣,他划分的标准为,权与懦基于影响力,忠与奸基于道德,能与庸基于执行能力。

  李鸿章是一位实干家,所以毫不避讳别人说他是一名权臣,因为他至少不是懦臣,也不是一些清谈之臣,他认为,权利乃是公器,无权你更是妄谈实现抱负。他也是一名能臣,一辈子倾其所有为洋务运动与海防,晚年垂暮之时更是离乡遍访欧洲各国。另外,李中堂在提到“官本位”时也说到:“当今之世,官场败坏,做官俨然成为渔利之代名词,拼命做官,便似乎等同于钻营投机。”从中,我们或许可以觉察到人们为何对官场趋之若鹜,只是因为腐败盛行,若官场不正之风一直流行,那么“官本位”就会一直存在。国家也就失去了精英政治的效果,只会浪费行政资源,降低办事效率。

  此外,李中堂一直痛恨清谈误国,不仅因为翁同龢对于他掣肘,更是因为李中堂认为清谈者常会漫天阔论,叫嚣着,指责者执行者,而自己要么要么做一些小资情调的事情,不务实事。要么什么也不懂,满脑子只有激进,就以李中堂签订《马关条约》伪劣,骂他为卖国者的不在少数,甚至在日本时遭到了刺杀,李鸿章在遇刺后,曾怨为何不能一枪毙命,死矣,则名得以保全,现在却仍要忍辱负重,梁启超在面对这个事件时曾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愤膺之力,无所用其力。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然而,一群清谈者,在甲午战争时无能为力,却在此满嘴虚言,其中可悲之处,也许只有李中堂自己知道,这也许也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正如上天美军舰进入中国南海,满网都是喷子在喧嚣,他们不考虑利弊得失,只图个人一时痛快,完全不顾中国其他数亿人,直到昨天才看到一篇理性的评论即《南海各方舆论通病》。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曾提出“语言腐败”一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语言腐败,但它绝对是激进民族主义。

  另外,李鸿章也是近代对日本了解的非常深的一个人,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时就曾说:“如吾中华有以自立,日本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如吾中华无以自强,日本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之崛起,绝不在我之掌控之中,吾所能做,无非因势利导,谋吾之自强,不自强则必受其噬。”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李中堂的远见。在甲午海战之前,李中堂就常常上书朝廷:“日本阴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只备,整顿海防,”然朝廷并未采纳一言,人们常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那么李中堂可以说是睁眼看日本第一人。对于日本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李鸿章他老人家的一句话:“卧榻之侧,已有劲敌酣睡,唯有自强二字。”如今,虽时代变迁,但民族性不宜改,且不可不记。

  李鸿章所说的话虽属晚清,但仍有现代社会状况的影子,可能历史还是有一种相似性,但李鸿章的观点是可以借鉴的,他不仅展现了一个真实晚清,也为现代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