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吹牛也疯狂:一个包子能吃三天三夜?
吹牛,又称吹牛皮。其义云何?尽人皆知,无需索解。如果有谁自称能考出世界上第一个吹牛的人,这本身就是吹牛;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无此必要。
不过,从语源学的角度,吹牛一词的本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倒是考订过。他在《史林杂识·吹牛·拍马》篇中谓:“吹牛一词最早是西北方言,水深浪激的大河巨津,舟不可行,本地人遂就地取材,用若干牛皮袋吹成气囊,连结成筏,虽奔腾咆哮如黄河,牛皮筏也畅通无阻,载重竟达数千至数万斤。牛皮之功,亦可谓大矣!
相传朱元璋——一说明成祖朱棣,在率兵渡淮河时,一时无船,也发挥过这种牛皮筏的威力。”但是,作为虽童稚见了也皱眉的吹牛家,是与言过其实、撒谎等卑劣品质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吹牛,贯穿着假、大、空“三字经”,与牛皮筏子可有天差地别,有百害而无一利。
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形形色色的吹牛家——他们的总头子人称吹牛大王,真是不绝如缕。这号人物的典型,一本正经的某些正统史书的记载,远不及俗曲、民间笑话、戏文等刻画的生动、辛辣。明代嘉靖年间的作家朱载堉写过不少小曲,其中有一首叫《说大话》(“山坡羊”):“我平生好说实话,我养个鸡儿,赛过人家马价;我家老鼠,大似人家细狗;避鼠猫儿,比猛虎还大。头戴一个珍珠,大似一个西瓜;贯头簪儿,长似一根象牙。我昨日在岳阳楼上饮酒,昭君娘娘与我弹了一曲琵琶。我家还养了麒麟,十二个麒麟下了二十四匹战马,实话!手拿凤凰与孔雀厮打,实话!喜欢我慌了,跰一跰,跰到天上,摸了摸轰雷,几乎把我吓杀”。
你看,这个牛皮从地上爬的,吹到手中拿的,从人间吹到天上;吹者虽自我标榜“平生好说实话”,但说的每一句,都是鬼话!清代有两个把兄弟,吹牛都是“一只鼎”,把兄对把弟说:我昨天吃了一个极大的肉包子。100斤面,80斤肉,20斤菜,包了一个,煮好了,用8张方桌才放得下,20几个人,四面转着吃,吃了一天一夜,没吃到一半,正吃的高兴,不见了两个人,到处找不着,忽然听到肉包子里有人说话,揭开一看,原来那两位钻在里头掏馅儿吃呢。你说这个包子大不大?把弟说:我昨天吃的那个肉包子,才算大呢。
几十个人吃了三天三夜,还没见到馅儿,拼命朝里吃,吃出一块石碑来,上写:离肉馅还有30里。此牛吹的也够大了。不过。这对吹牛弟兄比起另一位吹牛家来,又未免略逊一筹。记得童年时,我在江苏老家看草台戏,有次见到一位小丑,在台上竟然宣称:“放屁咕咕咕,一屁打到清江浦,四千人马来看戏,一屁打死三千五。”——好不吓杀人也!而其实呢,它连一个蚂蚁也打不死。
切莫以为历史上的吹牛家,不过是胡吹一通,给人留下笑柄而已。不,在等级森严、特权充斥、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里,吹牛本身就是封建肌体上长出的毒菌。差不多与朱载堉同时的另一作家薛论道,在《桂枝香·盐商小伙》的小曲中写道:“改爻换象,撇白调谎。姨父是吏部尚书,母舅是当朝宰相。讨几封假书,挟官索账。分明私债,胜似追赃。虚夸声势平康巷,卧柳眠花入醉乡。”看吧,一个区区盐商小伙,搜出吹牛的看家本领,信口开河地扯上几个权势显赫的大人物,是自己的至亲,再“讨几封假书”——用今天的话说,即假的介绍作,就可以欺压平民,无所不为;狐假虎威,虐焰熏天!
这类“盐商小伙”,尽管吹牛有术,但毕竟是招摇撞骗,如果验诸冠冕堂皇的封建法典,显然也是不合法的。而在某些金碧辉煌的侯门里,吹牛家的牛皮,一打上拍马的印记,那些权奸、宦官之流,听罢没有一个不是心头被蜜蜂爬过似的。聊举一例:明代正统年间,工部侍郎王祐出入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之门,貌美而无须;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当然无足称奇。但是,这位堂堂王部侍郎大人,却是吹牛能手。有一次,王振问他:“尔何无须?”他答道:“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这不分明是吹牛吗?但王振听后,却对他更宠信了。
又岂独王振辈如此。常言道:上有所好,下必仿效。以朱元璋而论,某次,他与著名才子解缙一起在金水河中钓鱼。半天也没有钓到一条,朱元璋命解缙赋诗一首解闷,解缙应声云:“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朱元璋听了,得意洋洋。“凡鱼不敢朝天子”,这不是十足的牛皮又是什么?而截然相反的是,谁对朱元璋说真话,谁就往往倒大霉,甚至被株连不已。例如,有次他“微行京城中”,听到有位老婆婆在谈话中呼他为“老头儿”。这本来是实话,朱元璋不是小伙子嘛!但他听后,勃然大怒,“即命籍没民家甚众。”真是冤哉枉也!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鲁迅对此慨乎之:“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那些吹牛大王,有哪一个不是货真价实的昏蛋?遗憾的是,从历史上看,虽一代天骄的风流人物,能“悟”此“道”者,实在寥寥。这也是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