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为何千古贤君唐文宗企图中兴唐朝却被太监气死?

  唐文宗李昂,曾被封为江王,他是以唐穆宗次子、唐敬宗二弟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并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选。而他为什么能够承继大统呢?简单地说,乃是错综复杂的宫廷矛盾斗争的结果。

  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等于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日杀死唐敬宗后,伪造遗旨,迎唐宪宗之子绛王李悟入宫为帝。这样就惹恼了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四位被称为“四贵”的实力派大宦官。王守澄等密谋动用所掌握的禁军,将江王李涵迎入宫中,此举得到了元老大臣裴度等朝廷官员的支持。精锐的禁军将刘克明与苏佐明一伙全部诛杀,绛王李悟也死在乱军之中。由于没有先帝的遗嘱,江王应当以什么方式登基,王守澄搞不明白。他听从了翰林学士韦处厚的主张:先以江王的名义宣告平定了宫廷的叛乱,然后百官再三上表劝他登基,再以太皇太后的名义颁布册文,下令指定他为继承人(这是为了说明江王即位具有合法性),然后举行册立新君的大典。江王于宝历二年十二月十日在紫宸殿外素服与百官相见,十二日正式在宣政殿即位,十三日正式“成服”,也就是扮上了皇帝的行头,次日亲政。江王李涵即位后改名为李昂,是为唐文宗,改年号为“大和”。

  唐文宗在位期间的行为举止,与唐敬宗相比,简直是有天壤之别。与敬宗每月上朝二三次不同,文宗每逢单日就上朝,每次上朝时间都很长。凡军国大事,从朝廷用人到国库储藏,从各地灾情到水利兴修,他无所不问。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他都详细地与宰相大臣讨论研究。他要求把各种节假日或者辍朝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的上朝。

  唐文宗不仅倡导节俭,革除奢靡之风,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位之初,就下令出放宫女,减削教坊乐工,停止各地额外进献和上贡奇珍异物,停废五坊的鹞鹰玩物和游猎之事。他的饮食从不铺张,特别是遇到各地发生灾荒的时候,他更是主动地减膳。他严禁臣下衣着豪华,有位驸马戴了很贵重的头巾,他提出批评。有位公主在参加宴会时穿的衣裙超过了规定,他就下令扣除驸马两个月的俸钱以示惩戒。有位官员穿着粗糙的桂管布做的衣服拜见皇上,唐文宗见他的衣衫就认定此人是个忠正廉洁的臣子。他自己也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文武百官纷纷效仿,致使桂管布的价格上涨很快。有一次他对臣下说:“我身上的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众人都赞誉皇上节俭的美德,只有中书舍人柳公权认为:皇上君临天下,应选贤任能,使天下太平,而穿洗过的衣服,只是生活末节而已。

  唐文宗不在音乐歌舞和游乐上花费时间,他在理政闲暇时,十分注意读书。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若不能甲夜(初更)亲自处理政事,乙夜(二更)观览图书,怎么能够做人间君主呢?”所以,他每当退朝处理完政事以后,就手不释卷。他平时喜欢读史书,尤喜读《贞观政要》,并对先祖太宗皇帝与诤臣魏徵仰慕不己。

  难怪老臣裴度在看到新皇帝的这些举措之后,激动得老泪纵横地对人就说:天下可以太平了,天下可以太平了。

  一个皇帝光靠约束自己是没有用的,要远离宵小,选用贤才能臣治国才是硬道理。可是,自唐德宗以来,宦官典掌禁军已经成为制度,宦官势力的膨胀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又由于唐文宗本身就是宦官拥立的,所以,宦官的权势就更是不断地扩大了。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唐文宗下诏制举,以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问策取士。进士出身的幽州昌平(今北京)刘蕡对策,直陈宦官专权的危害。认为天下倾覆、海内大乱、国家政治危机都是由于宦官的专权所导致的。他还论述了藩镇擅兵、奸臣当道的危害,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唐文宗刚刚即位,羽翼未丰,他任用了其他的对策者,惟独没敢用刘蕡。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唐文宗任用宋申锡为宰相,要他秘密铲除宦官势力,但因时机不成熟,计谋破产。后来,唐文宗又重用郑注、李训,并开始翦除宦官。郑注以精通医术得以进用,而李训出身名门,以精通《周易》得以进用。郑、李二人都善于揣度人心,思路敏捷,口才极佳,唐文宗把二人视为“奇才”。郑注几番死里逃生都得益他的擅辩,他本来是因大宦官王守澄的推荐,治好了唐文宗的中风病而得到重用的。可到了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时,他却建议唐文宗,剥夺了王守澄的实权并将他毒死。同时,李训建议唐文宗,将担任山南东道监军曾杀死唐宪宗的陈弘志召回京城,并派人将其杖死于回京途中。翦除宦官的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唐文宗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了。但随后而来的,却是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

  本来,郑注和李训计划在下葬王守澄的时候,要求所有宦官都为王守澄送殡,然后以所率亲兵怀藏利斧将其全部砍杀。但李训求功心切,决定抢先下手。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上朝,李训指使手下官员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的石榴树上天降甘露。李训说这是祥兆,就带领文武百官向唐文宗道贺。文宗命李训率领百官去察看,李训回来又说这不象真的甘露,文宗故意表示惊讶,命仇士良、鱼志弘带领众宦官去复看。李训事先已经在左金吾衙门埋伏了了亲兵几百人,当仇士良等宦官在李训同党禁卫军将军韩约的陪同下,走到左金吾门口时,韩约显得神情很紧张,脸色都白了,这使仇士良产生了怀疑。这时,恰巧一阵风吹动了门边的布幕,仇士良等见里面埋伏了许多兵士,知道不妙,立即往回跑,返回大殿后,将文宗推入软轿抬着就走,有皇帝就有话语权。李训追上去,拉住轿子不放,被一个宦官当胸一拳,打倒在地,仇士良等便簇拥着轿子逃入宫内。宦官缓过神来之后,立即派兵关闭宫门,对宰相和朝廷官员痛下杀手。李训见计谋败露,便化装逃出京城,一路假装疯癫逃进终南山的寺院。仇士良指挥禁军大肆搜捕,并在终南山追杀了李训。郑注闻变,引兵退回风翔,也为监军张仲清所杀。这就是史称的“甘露之变”。

  在“甘露之变”中,朝廷官员有上千人被杀。这次事变后,宦官更加盛气凌人,对待皇帝也很不礼貌,常常出言不逊,唐文宗羞惧难当,从此也不再做声。据说,只是在独居无人的时候,唐文宗才会自言自语:“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隔。”他还留下了一首“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的诗,此诗正是这一凄凉无奈神情的写照。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唐文宗在一次延英殿召对的间隙,退坐思政殿,悄悄地问当直学士周墀:“在你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周墀再拜:“此事不是臣所能够有资格评价的。不过天下都说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唐文宗苦笑道:“朕的意思是,如果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周墀惶骇跪奏:“陛下之德,周成王、周康王和汉文帝、汉景帝也难与相比,怎么要自比那二位亡国君主呢?”文宗道:“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强臣,今朕受制于家奴,自以为远远比不上他们。”说罢,不免又一阵伤感。宦官对待皇帝尚且如此,宰相更是不在话下。天下大事从此都由宦官的北司决策,南衙宰相机构只是“行文书”而已。

  似乎上天也不眷顾唐文宗,开成四年六月,久旱无雨,派往各处祈雨的使者却没有带来多少值得鼓舞的消息。唐文宗一度对宰相表示,如果上天再这样不下雨,他就将退居南内兴庆宫,再另选贤明之主,自己不做这个皇帝了。开成五年的新年,唐文宗没有接受群臣的朝贺。正月初四,唐文宗病死在大明宫太和殿,抑郁的皇帝,无奈地走完了他三十二岁的一生。

  历史对唐文宗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可见,用人是关键,皇帝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