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历朝官本位制度下的悲剧:清官为何成了一种怪物

  我们历来有一种幻想,或者说有一种幻象:无论在怎样糟糕的历史中,总能窥见一丝体制内的良心光彩。但只要稍做较真儿的思考,便会发现:在我们这个皇权、官权至高无上的国度,清官只能是作为一个怪物的形态出现,而这个怪物,有时甚至会产生比贪官还要大的破坏力。以道德力量维持运行的国家,往往走向不道德;以清廉不阿维系公正的官员,往往制造更大的不公正,只要这一切,发生于官本制度之下。官僚架构严密成熟,文官集团势力强大的明朝,一方面,官员保有一种节劲的传统士大夫风骨,另一方面,制度设计的低效和无能则使文官集团普遍贪腐。但在制度性堕落积重难返的情形下,仍可以有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员出现。

  海瑞的胆略表现出了一个儒家理想主义者的勇气和操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清廉绝对不是作秀,然而这个明朝最正直的官员,尽管官至二品,但终其一生却无大作为,张居正认为他轻率躁进,万历则直接斥其迂憨。和其他有史可查的清官一样,海瑞在当时的声誉极高。这个严格自律的好人,认为君子之所以志于仕途,只应该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之心,因此不贪和刚直是为官的基本要求,哪怕只有微薄的薪水,也只能毫无怨言地接受。

  海瑞甚至还骂过嘉靖皇帝,对其他官员也是刚直狂狷,不讲情面。表面上清官是反制度的,而实质却是制度狂热的建设者。清官是无能制度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也是这种制度的一块贞洁牌坊,他既不能超越官本制度有所变革,也不能于体制之内有所作为。海瑞的失败,是个人力量挑战国家机器的失败,更是一种无法洞见制度弊端的文化失败。举凡官本制度,权大于法、道德大于法、人情世故大于法,清官们越是追求被压抑扭曲了的法律得以严格执行,便越是鼓动起权力、道德、人情的抗逆,而这种清官,也根本不可能逃避权力、道德、人情的笼罩,只不过,清官的自我要求更高而已。

  海瑞追求明朝立国时的真纯境界,甚至上条陈提出恢复洪武年间对贪官“剥皮实草”的极刑。在海瑞的理想中,开国时的峻厉法典是保持国家公正清明的最好方式,而像海瑞一样对开国吏治的仰慕,似乎是中国人思维上的一个成例。官本制度从设计之初就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即使是不太坏的制度,也是无能的制度,这种无能恰恰就表现为有正义感的人难以超越成例,清官就只能成为时代的怪物,不可能有创见性地改革。清官之怪,一是狂悖,一是固执,一是峻苛。狂悖表现为特立独行,固执表现为孤意专断,峻苛表现为不近人情。此三种品性如若不是在官权体制之下,堪称美德,但在这种体制之下,则为十足的怪物,甚至对社会还有很大的破坏力。

  海瑞以节操著称,但他的节操虽令人佩服,却很难为大家效仿。他个人生活极端节俭清贫,在他治下,严禁民间制造、使用奢侈品,其中包括丰盛的宴席,甚至是一块华丽的头巾。做他的属下亦极其艰难,据记载,海瑞连一张公文用纸的发放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有官员曾参劾他说,在他治下地主不敢放租,农民不敢还钱。一个真诚的清官,本身就是官本制度思想造就的产物,他的出现,不过是追求这种思想最真纯或最完美的境界,以图创造一个更加压抑的社会。所谓官本制度,除了权大于法、道德大于法、人情大于法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整体的绝望,这一点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

  由于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官本制度必然臃肿拖沓,监管上的漏洞几乎难以被有效封堵,贪腐易如顺手牵羊,而道德上的惯性却又让管理者不可能对腐败视而不见,道德则自然成为权力博弈的砝码和重武器,你整我,我整你,官员深陷其中,朝不保夕。在这种绝望的制度里,贪腐常常表现为自上而下,而不是相反。清官的作用,一则引发体制内的恐慌,一则又给体制的残喘打上一剂强心针,这就是为什么官本制度下总是需要人为塑造典型的原因。就算没有典型,也要假造一个,虽然这个典型和制度精神格格不入,没有上帝,也要制造一个,因为人们需要信仰。

  海瑞这个怪物其实在一个制度走向堕落的时期也几乎算得上是孤例,连张居正这样厉行变革的国之重器也一样上下其手,贪,已经成为了薪俸不多的官员们流行的创收方式。官本制度下难以遏止贪腐完全是一个技术设计上的问题,没有哪一种制度是认可贪污光荣的,明朝官员们实行薄俸的最初原因确实是在践行一种良善的道德理想—做官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之心,是一种抱负和理想。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明朝开国君主和官员们的理想道德标准,然而,理想终究敌不过糟糕的制度设计。于是,清官这种怪物,如不是百年难遇的奇迹,那就是制度性造假的结果。清官出现得越多,宣传得越频繁,一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就越严重,而一个健康运行着的社会,是没有必要塑造或者自造清官的,只需要四个字就足够了:恪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