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宋高宗赵构生母失节之谜:韦太后遭金人掳掠生子

  导读:韦太后是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靖康年间当了金兵的俘虏,作为战利品押到北方,充当了金人的慰安妇,还给赵构生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后来赵构在南方建立南宋,金人为了羞辱他,还特地编写了韦太后的“秽书”就是黄色小说在中原流布。

  为迎回了自己的生母韦氏,高宗快速完成“绍兴和议”全部手续:重划宋、金两国的边界,宋奉表称臣于金,金册宋主为皇帝。每逢金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须遣使称贺,宋每年向金国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韦氏返回南宋后,被宋高宗封为太后。

  靖康之役作为金朝的俘虏,被押解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洗衣院充作奴婢,被迫嫁给了盖天大王为妾,并且生了二个孩子。盖天大王赛里本名叫完颜宗贤,与海陵王同为丞相。

  辛弃疾《窃愤续录》记载:绍兴年间,宋钦宗被拘押在上京一寺中,一天,他偶然“在墙壁的缝隙中,看见远去的韦妃和一个金国的官长一起走,身旁还有一个奴婢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大人、小孩都穿着胡服,孩子喊韦妃为阿母,于是宋钦宗知道韦妃已成为盖天大王的老婆了”。这则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胡乱编造虚构,只因赵构当了皇帝,堂堂天子之母曾经失身再嫁,未免贻笑天下,因此官史、私史都讳莫如深。

  韦太后曾在金国生子

  金人可恭的《宋俘记》就记载韦氏曾入“洗衣院”。所谓“洗衣院”其实就是变相的妓院,北宋的帝姬、王妃、皇妃都曾受到金人的凌辱。而且据《靖康稗史》记载:金朝官方出了一个告示,说:“允许宫奴赵构的母亲韦氏、妻子邢氏和姜氏从良。并且金人还说,韦氏已经再嫁给金国的首领。

  徽宗之女柔福帝姬亦嫁盖天大王,与韦太后同事一夫,后乘隙逃回南宋,韦太后返朝后,马上指证这柔福帝姬是假冒。母命难违,经过主审官严刑逼供和捏造,把“真情”上禀:此柔福帝姬乃开封女尼李静善,因相貌酷似,便假冒帝姬。

  很快,从北方逃回的一个名叫李楑的宦者又称自己在五国城见过柔福,说她嫁给一名叫徐还的金军将领后不久就死掉。人证物证如此,可怜的柔福帝姬便被高宗赵构下令处决。

  高宗赵构的母亲韦氏与柔福帝姬在“洗衣院”难免会赤身裸体在多种场合经受非人的蹂躏。由于柔福帝姬不是重要的男性帝室人员,很容易逃出,后被南宋的蕲州地区将官送回行在(杭州)。

  韦氏又过数年,方才为其子宋高宗花大价钱赎回,当上了太后,韦氏自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五国城难以启齿的娼妓生涯,杀人灭口是理所当然的事。

  靖康之耻:宋高宗生母遭金人掳掠生子

  嫁给完颜宗贤期间,韦氏生有一子(一说二子)。韦氏在金国生活了十六年,其遭遇不可能不外传。为了掩饰宫廷丑闻,宋高宗便在韦氏的年龄上做文章,将其虚增十岁。

  靖康二年(1127)春,金人攻破汴京,俘虏徽钦二帝,北宋灭亡。破巢之下,焉有完卵?接下来,便是一场对汉人、汉文化的摧残和洗劫。除了疯狂抢掠金银,野蛮的金人还大肆搜捕帝后、帝妃、王后、王妃、帝姬、郡主以及大臣妻妾子女,并“依照去目,逐名补送,目详封号,以免混淆”(《开封府状》),将所有被俘人员的姓名、年龄、户口、职官、封号详细登记,分类造册,然后分批押赴北地,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氏也在其中。

  关于韦氏被俘时的年龄,《开封府状》称当时“乔贵妃四十二岁。……韦贤妃三十八岁。”也就是说,韦氏生于元祐五年(1090),靖康二年(1127)时只有三十八岁。然而,《宋史·韦贤妃传》却称“绍兴……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九月,得疾,……俄崩于慈宁宫,谥曰显仁。”照此推算,韦氏生于元丰三年(1080),靖康二年(1127)时已经四十八岁。两份史料中,韦氏的年龄竟相差了十岁之多。

  作为北宋亡国的见证,《开封府状》是当时金元帅府与开封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具有政府案牍性质,它所记载的内容也可以在其他史料中得到验证,其史料价值可与国史等相侔,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而作为正史之一,《宋史》是记载两宋大人物、大事件的官方硬性文献,在史学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在韦氏年龄问题上,《开封府状》和《宋史》孰对孰错?带着这份疑惑,笔者查阅了与韦氏有关的两位后妃的史料,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宋史·乔贵妃传》载,“乔贵妃,初与高宗母韦妃俱侍郑皇后,结为姊妹。”史料中提到的郑皇后,初为向太后的押班侍女(按:领班侍女),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及即位,遂……赐之。……政和元年,立为皇后”(《宋史·郑皇后传》)。从以上史料中,笔者发现两处疑点:其一,郑氏担任押班侍女期间,不应该有自己的侍女;其二,郑氏嫁给宋徽宗时,韦氏已经二十一岁,这么大的年龄没有嫁人却被选入宫当侍女,于理不通。

  此外,《宋史·韦贤妃传》还称,“绍兴……十二年,……太后年已六十”,这与同一传记中“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的记载前后明显矛盾。可见,在韦氏的年龄问题上,《宋史》有所藏掖;或者干脆说,宋高宗故意把生母年龄虚增了十岁。《宋史》欲盖弥彰,恰恰反衬《开封府状》记载韦氏被俘时三十八岁并非杜撰。那么,宋高宗为何要刻意掩盖生母的真实年龄呢?个中缘由,还应该从“靖康之难”说起。

  韦氏被俘后,与成千上万的北宋男女受尽了折磨和蹂躏。对于男人来说,被殴打,被杀戮,咬咬牙,闭闭眼,也就过去了;而对于女人来说,面临的却是禽兽般的奸淫和侮辱。《燕人麈》载,“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一般女俘如此境遇,皇帝后妃的屈辱遭遇可想而知。

  三十八岁的女人只要保养得当,韵味依然十足;而对于在后宫养尊处优的韦氏来说,这个年龄必定风情万种,何况她能成为宋徽宗的女人,貌美指数自然不低。韦氏被俘后,“二起北行,入洗衣院”(《宋俘记》)。洗衣院字面上像是洗衣机构,但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赵二女子次日“并蒙幸御”(《青宫译语》)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金国贵族淫乐的场所,类似妓院。韦氏在洗衣院,不可能冰操独守。

  天会八年(1130)六月,金太宗下令将“宫奴赵(构)母韦氏、妻邢氏、姜氏凡十九人,并抬为良家子(按:妓女从良)”(《呻吟语》)。从洗衣院出来后,韦氏嫁给金国盖天大王完颜宗贤为妾。关于韦氏改嫁一事,辛弃疾《窃愤录》记载,“良久,屏后呼一人出,帝(按:宋钦宗)视之,乃韦妃也。太上(按:宋徽宗)俯首,韦妃亦俯首,不敢视。良久,盖天大王命左右赐酒二帝及太后,曰:‘吾看此个妇面。’盖韦妃为彼妻也。”

  《宋代十八朝艳史演义》也讲述了韦氏改嫁:“一日,……郎主遂大怒,就将后赐死于外罗院,累及赵后族属为燕京官妻的十余人,一并赐死,……韦夫人险乎也被株连赐死,亏得盖天大王爱护,向郎主力争说:‘废后赵氏,吾妻韦氏,并非族属,何得连坐?……缘何概不追究,偏偏罪及韦氏?……臣弟不敢闻命,务请收回成命。’郎主不得已,就把牌使召回。”演义这东西,七实三虚,完颜宗贤称韦氏为“吾妻”,决非空穴来风。

  嫁给完颜宗贤期间,韦氏生有一子(一说二子)。为此,金太宗还曾两次“奖励”宋徽宗和宋高宗。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太宗诏曰:“(韦氏邢氏)用邀宠注,比并有身(按:怀孕),叛奴赵(佶),曲加荫庇,免为庶人”;天会九年(1131)四月,金太宗诏曰:“(韦氏邢氏)本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各举男子(按:生子)一人。眷念产孕之劳,宜酬衽席之费,可各赐白金十锭。赵(佶)赵(构)让美不居,推恩锡类,可并赐时衣各两袭。”

  此外,托名辛弃疾所著《窃愤续录》记载,“或日,有单马若贵家人,寺僧令监者与阿计替入室,反锁其门而去。且曰:‘盖天大王并韦夫人来此作斋。’移时,帝(按:宋钦宗)于壁隙中遥见韦妃同一官长潜行,从傍有一人抱三四岁小儿,皆胡服,每呼韦妃为阿母,于是帝知韦妃已为盖天大王妻也。”观此情形,这个“三四岁小儿”应为韦氏所生。这个儿子是不是韦氏所生另一子,笔者不敢断言,但韦氏曾为完颜宗贤生子,是毋庸置疑的。

  韦氏在金国生活了十六年,其遭遇不可能不外传。为了掩饰宫廷丑闻,宋高宗便在韦氏的年龄上做文章,将其虚增十岁,从绍兴十年(1140)开始,每逢韦氏“生辰、至、朔,皆遥行贺礼”(《宋史·韦贤妃传》),并将典礼载入史册,依此表明“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虏酋舍少年帝姬,取五旬老妇,亦宁出此”,强调韦氏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改嫁、生子的有关传闻不过是金人“编造秽书,以辱宋康”(《呻吟语》)而已,不足为信。

  为了让韦氏被俘时已经“四十八岁”既成事实,宋高宗还把韦氏与乔贵妃的“姊妹”关系换了个,让韦氏当了比自己年长四岁的乔贵妃的姐姐,“二帝北迁,贵妃与韦氏俱。至是,韦妃将还,贵妃以金五十两赠高居安,曰:‘薄物不足为礼,愿好护送姊还江南。’复举酒酌韦氏曰:‘姊善重保护,归即为皇太后;妹无还期,终死于朔漠矣!’遂大恸以别”(《宋史·乔贵妃传》)。同时,虚构了韦氏曾为郑皇后的侍女,以进一步掩盖韦氏的真实年龄。

  随着宋高宗议和路线的确定,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韦氏带着宋徽宗的梓宫回到江南。归国后,韦氏非但没有提及自己在金国的遭遇,反而叮嘱宋高宗“两宫给使,宜令通用;不然,则有彼我之分,而佞人间言易以入也”(《宋史·韦贤妃传》),意思是说,我们母子之间要多联系,多通气,不然,小人会恶语中伤,从中离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韦氏这番话很奇怪,如同“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也恰恰印证了她心里有鬼。

  为了掩盖真相,宋高宗还害死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柔福帝姬。北宋灭亡后,柔福与韦氏一起入洗衣院,后“归盖天大王赛里,名完颜宗贤”(《呻吟语》),说明柔福与韦氏一起当过妓女,还曾一度同侍一夫。后来,柔福伺机逃回南宋,经宋高宗及宫内老人辨认,确认无疑。然而,韦氏归国后却称“柔福死沙漠久矣”(《鹤林玉露》),将其活活打死。对此,《随园随笔》也称“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事,故诛之”,以杀人灭口,死无对证。

  同时,凡是了解韦氏底细的人,大都没有好果子吃。如,身陷金国十五载的洪浩归国后,被宋高宗称赞为“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的忠烈之臣,后来却成了一个“造为不根之言,簧鼓众听,几以动摇国是”(《系年要录》)的罪臣,被流放岭南,两个助手张邵、朱弁也遭殃。再如,跟随韦氏归来的官员白谔,也因“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廿二史劄记》);作为“报谢使”赴金与完颜宗贤有过接触的王次翁,也被钳制口舌。

  此外,宋高宗还下诏“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宋史·秦桧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野史之禁,严禁士大夫私自修史,提倡官员相互举报,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防止韦氏在金国的丑闻被泄露和传播,用高压措施保全韦氏的名声,保住自己的颜面。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面对辱母之仇,丧国之恨,宋高宗不致力于收复失地、直捣黄龙,而是关起门来耍威风、饰太平,无不反映了他的昏庸和软弱。有仇不报,有苦说不出,而是煞有其事地为受辱的生母改年龄,混淆视听,掩耳盗铃,正是宋高宗缺少民族气节、一贯屈膝投降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