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世界第一的花花公子,创造了一个“帝国”,撼动了全世界

  9月28日,休·赫夫纳逝世,享年91岁,留下的是属于“花花公子”的传奇。

  有拥趸曾这样盛赞他的商业帝国:“汽车、电脑和《花花公子》,是美国带给世界的三大现代生活方式”。赫夫纳自己则有另一个版本:“文明社会的三大发明是火、车轮和《花花公子》。”

  1953年,《花花公子》创刊。在创刊号里,休·赫夫纳这样写道:“‘花花公子’并不指颓废的享乐主义者,我们所谓的‘花花公子’是一个不把生活仅仅看作是一串辛酸眼泪的人,潜藏在杂志背后的主张是:娱乐和享受是件好事。”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句话时,便有这样的感觉:我从小听说的那本色情杂志,也许像一些国家、一些人和一些事那样被妖魔化了。

  50年代的美国需要《花花公子》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正值二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不再为物质匮乏所苦,却遭遇都市的疏离感,性成为极其重要的疏解渠道,《花花公子》应运而生。

  到了60年代,嬉皮文化盛行,性解放盛行,更加推动了《花花公子》的成长。

  但如果将《花花公子》的诞生和崛起归结于性,显然片面。它所要面对的受众,是越来越庞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渴望有一份杂志能带来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生活方式,既要有性,还要有其他享受。

  所以,《花花公子》的真实面貌应该是一份偏重男性的中产阶级杂志。赫夫纳在创刊号中写道:“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上一段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

  为什么是毕加索?因为他代表艺术,为什么是尼采?因为他代表哲学。再加上音乐、美食、美酒、汽车和性,还有从创刊号便开始的文学专栏,构成了《花花公子》所营造的中产阶级生活。

  如果用《花花公子》自己的宣传语,则是“潮流的弄潮儿、流行的仲裁者和政治自由、性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前卫”。

  即使是“性”,《花花公子》也不是什么“性解放”和“性革命”的推手,它仅仅意味着美国媒体公开报道“性”的合法化,这在当时是一种突破。

  更重要的是,虽然不是一份纯粹的时政类杂志,但《花花公子》始终有着极高的自我要求。它曾伴随美国社运变迁,反战、环保、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时代议题,《花花公子》从未缺席。

  《花花公子》的商业模式

  1953年,第一期《花花公子》出版,它没通过邮政发行,而是直接由报摊销售,如今听来寻常,可在当年却是创举。封面上是玛丽莲·梦露,但却没有标注出版日期,因为连赫夫纳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下一期。

  意外的是,这期杂志居然卖出了5万多册,不但收回成本,还足够出版下一期。在第二期的封底上,出现了一只穿西装打领带的兔子,它最终成为《花花公子》的标志。

  《花花公子》在营销领域的最大卖点当然是“性感”。在梦露之后,第一任邦女郎乌苏拉·安德斯、“性感小猫”碧姬·芭铎等纷纷登上封面。最热门栏目“本月玩伴女郎”也于第二期出现,包括了女郎的裸照和个人资料。

  但在营销方面,《花花公子》并不仅仅依靠卖弄性感。即使是封面女郎和玩伴女郎的拍摄,也强调照片的美感多于肉体的卖弄。

  尤其是1972年11月版的《花花公子》,创造了销售超700万册的最高纪录,当月玩伴女郎的裸照也因其美妙而标准的构图,成为数字图像处理教学的范例,一直沿用至今。

  它的文字也相当吸引,即所谓的“内容为王”。赫夫纳本人就是个文学青年,《花花公子》创刊之初,他便以极高的稿酬邀约顶尖作家。

  他的作者中包括了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纳博科夫、博尔赫斯、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斯蒂芬·霍金和汤姆·克兰西等。海明威、毛姆和纳博科夫都有新作在《花花公子》首发,赫夫纳开出的稿酬是当时全美最高的1.5万到2.5万美元。

  王朔回忆,自己曾在《玩的就是心跳》中截取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却遭退稿,退稿理由居然是过于色情。王朔写道:“直到那时,我这才知道《花花公子》,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花花公子》的另一个主打栏目则是以动辄采访七八个小时著称的访谈。在访谈嘉宾中,曾有美国总统卡特、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有约翰·列侬、迈克尔·乔丹等大明星,有史蒂芬·霍金、伯特兰·罗素和萨特等名人。

  即使是令美国政府头痛的卡斯特罗,也曾是《花花公子》的访谈对象,而且还在杂志中公然表示“美国以其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正在加速古巴乃至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激进化”。

  最值得一提的是对列侬和小野洋子的访谈,这一期杂志恰恰于列侬遇刺当晚上市。在访谈中,当提及马丁·路德·金和甘地时,列侬的回应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被人刺杀,这意味着什么”,一语成谶。

  话说回来,这并不能否认《花花公子》就不是一本色情杂志,只是《花花公子》并不仅仅是一本色情杂志,甚至并非只有杂志,它还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60年代,“花花公子俱乐部”堪称美国的“夜生活帝国”。仅仅1965年,其13家俱乐部的总收入为1970万美元,次年,15家俱乐部的总收入为2490万美元。但也正是性解放运动,使得以性交易为主的夜总会泛滥,冲击了“花花公子俱乐部”,并使得后者也走上了粗俗之路,未能如杂志般坚守。

  上世纪80年代末,赫夫纳终于关闭了所有的“花花公子俱乐部”。

  除此之外,“花花公子”还涉足电影业、唱片业、演出、旅馆、运输业、餐饮业、商品和赌场等。

  赫夫纳曾表示,人们完全可以在“花花公子”的商业系统里度过一生。他本人就是示范,整个60年代,他住在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大厦”,几乎没有出来过。

  赫夫纳改变自己也改变了美国

  或许只有美国,才会出现赫夫纳这样的人物。如果你对他的人生仅仅报以猎奇态度,津津乐道于他自称曾与两千女郎上床的“战绩”,那显然浪费了这段传奇。

  当年,清教徒们因为遭受迫害而离开欧洲,移居新大陆。所以,美国的建国理念中,思想和言论自由十分重要。与此同时,清教徒又有着严谨和充满约束的道德观。

  赫夫纳正是出生于一个清教徒家庭,思想严谨,笃信努力奋斗可以带来美好生活,耻于享乐,更耻于谈及性的快乐。也正因此,赫夫纳一度认为,头脑和身体是敌对的。

  他曾回忆,“在我的家庭里,没有拥抱和亲吻”,所以,他认为“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给性正名!”

  他的第一段性经历也严重影响了他的人生。当时,他还是一个坚守清教徒道德观的处男,将第一次交给了妻子,但妻子的性经历却比他更多。

  于是,他决定改变,于是,便有了《花花公子》,于是,便有了他直至90岁仍有多名美女同时陪伴、性生活从未间断的人生。

  没错,他确实改变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