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雍正帝治国仅凭二个字,康熙乾隆绝对做不到

  康熙帝一生政绩显著,一代明君开创了大清的盛世。晚年的康熙主要精力都用在调和皇子争储上,而“太平盛世”之下,却滋生了政宽事省的思想,由此在朝野内外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

  这种官场风气严重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吏治的重担就落到了雍正帝的肩上。

  在清朝的额官场上,流行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表明当地的吏治如何糟糕,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

  对于此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都会进行尖锐的批评。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份。

  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身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经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的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

  为了断绝官场上的上下欺瞒互骗,雍正帝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

  在康熙晚年,朝中大员的官僚习气已经相当严重,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厉整顿此风。

  为彻底改变这种习气,雍正帝将议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一致,则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

  雍正帝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在雍正帝那里往往自讨没趣。

  对于朝臣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帝十分反感,每有这类奏折送到面前,必遭严厉痛斥。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帝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在中国古代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做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推卸责任的搪塞之词。

  看到雍正帝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了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差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沽名钓誉,乃居官之大患。

  实心任事,是雍正帝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雍正三年,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谕旨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唯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对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除此之外,雍正还未文武百官树立起了“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的信任和格外擢用的。

  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很被雍正看重。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被得罪的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是刚正之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从雍正帝在很多奏折的批语上,我们可以发现,“实心”在两个字出现的频率极高,可以说,雍正的的确确是一个实在人,从被他赏识的重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着手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也可以这么说,雍正治国别无他法,惟有“务实”这一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