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辽朝统治末期是什么状况?矛盾加剧斗争上演

  辽朝统治末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之斗争愈演愈烈,权臣当道,朝政败坏,剥削严重,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各种矛盾加剧,契丹辽地的广大各族民众,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辽斗争,契丹辽王朝的统治,已经发发可危。反映在东北的辽沈地区,汉、渤海及女直等民族广大民众的反辽斗争,也呈现出如火如茶的景象。

  与其他地区相同,辽末辽沈地区的汉民族底层民众,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与土地占有者有着严格的依附关系,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并承载着沉重的租赋和差役等负担。史载,辽朝后期,“边虞数起,民多匮乏”,加之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民“甚苦输役之重”。至天祚帝朝,“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广大贫苦汉民无以为生,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走上反抗辽朝腐败统治的道路。

  史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正月,辽朝“东路诸州盗贼蜂起,掠民自随以充食”,农民起义已此起彼伏。五月,“安生儿、张高儿聚众二十万”,起义规模更大。起义军转战上京道、中京道和东京道地区,前后坚持两个多月,攻陷海北州,直趋义州城,最后,被奚王回离保军队击败。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六亦云,在辽沈地区,“渤海、汉人群聚为盗,契丹不能制”。辽沈及其周边地区的汉民起义,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契丹辽王朝。

  这一时期,辽沈地区的渤海人反抗辽王朝统治的武装斗争更是此起彼伏,英勇顽强。最着名的,当属渤海人高永昌领导的反辽起义。辽末,辽沈地区民族矛盾激化,加之东京留守萧保先为政酷虐,遇有渤海人犯法,毫不宽贷,因此,激起兵变。此前,天祚帝曾召募渤海武勇马军高永昌等两千余人,屯守东京白草谷,以防备女真南下。

  天祚帝天庆六年(1116)正月初一夜,有渤海少年十余人持刀越墙进人东京留守府,杀死留守萧保先。东京户部使、渤海人大公鼎权摄留守事,与副留守高清明(臣)率奚、汉军镇压并安抚。但仓促之际多伤及无辜百姓,更激起民愤,局势继续恶化。城外反抗者烧寨起营,围攻东京城,城内人亦举火相应。大公鼎、高清明(臣)等督军抵抗,均失利,便急率麾下残兵百余人,夺西门猖狂逃命。

  于是,屯兵白草谷的高永昌乘机进入东京城,拥兵自立,称大渤海皇帝。随后,高永昌分遣兵马,占据辽沈及其周边50余城,并遣使求援于女真。辽军前往镇压,均以失败而归。据《契丹国志》卷十九《张琳传》记载,当时“契丹屡败,精兵锐卒十无一存”。于是,天祚帝命宰相张琳和萧韩家奴等,召募辽东失业者和驱丁转户二万余人,自显州进军沈州,征讨高永昌。双方战于辽河三岔口。

  经过三十余战,高永昌不胜,退保东京城。张琳率军追击,为高永昌所败,张琳被迫退守沈州城。不久,女真大军南下,以援救高永昌为名,攻占沈州,击溃了张琳。很快,女真军队又击败高永昌的渤海军,高永昌降金,后被处死。渤海人高永昌起义是在女真人起兵攻辽之后,他的起义军大大牵制和削弱了辽军的实力,客观上配合并支持了女真人的抗辽斗争,加速了辽王朝的灭亡。

  当然,辽末辽沈及其周边地区的各族反辽斗争,最具杀伤力的,是完颜阿骨打组织的女真人武装起事,正是女真人的起兵抗辽,最终导致了契丹辽王朝的灭亡。辽朝后期,契丹统治者对女真人的压迫和掠夺日趋严重,致使女真人与辽朝契丹统治者的矛盾日趋尖锐和突出。女真人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大量土特产,比如北珠、貂皮、名马、蜜蜡等。辽朝征索贡物的使职及边将贪婪而凶残,不时强抢女真人的物品,或随意增加摊派额度。

  同时,契丹人还通过椎场贸易,对女真人的物资低价强掠,巧取豪夺。更有甚者,正如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纪事》所言,契丹统治者不仅强迫女真猎人冒险捕捉猎鹰“海东青”进贡,而且朝廷派出的“银牌天使”,还无理强求女真妇女陪宿。总之,辽朝契丹统治者的种种残暴行径,激起了女真人的强烈愤慨和抗争。

  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九月,女真人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统帅下,举起反辽大旗。女真人先后在宁江州和出河店大败辽军。接着,又乘胜攻克咸州、宾州等地,冲毁了辽朝为防范女真而设的军事防线。此后,又经过数年追击战,至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金兵俘获了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女真人的抗辽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契丹辽朝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