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康有为,清末谁最早要求设议院?
19世纪后半期,有不少文人学者谈论议院问题,这可以说是20世纪初立宪运动的先声。对此学界已有较充分的关注,但对官方人士的谈论,学界则注意不多。而直接向清廷提出设议院建言的人,世人皆以为是康有为,实则在他之前,早已有人建言设议院。
文祥率先肯定议院
据笔者迄今为止所见资料,清政府高层中较早论及议院的是文祥。光绪元年,也就是文祥临终前一年(1875年),他曾上《密陈大计疏》,其中先指出中国面临的困境:“洋人为患中国,愈久愈深”,“俄人逼于西疆,法人计占越南,紧接滇、粤,英人谋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动之势,益不可遏”。文祥认为,“驭外之大本”,“所系者在人心”。就“人心”二字而言,似乎与较保守的倭仁等人相似,但文祥说的内涵却与倭仁完全不同。那么,如何争取人心,什么样算是得“人心”呢?文祥举的例子是西洋各国的议院政治:
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
“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即比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说法主张,是那个年代的常用作法,重要的在于,文祥对这种制度给予了肯定和赞许,认为这种制度是合理的,并与西方的富强密切相关。文祥认为这样的制度,中国一时还不能实行,“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但其“义可采取”。如何“采取”其“义”呢?
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崇节俭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人心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伺之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谋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文祥奏折均见《清史稿》列传第173,中华书局1977年版)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施政要考虑民意,符合民意。文祥认为,如果仍与以前一样苟安,那么将来大局不堪设想。文祥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可谓清朝统治的核心成员,也是所谓“同治中兴”的关键人物,他的观念就是:羡慕议院政治,又认为中国国情不可行,只能师其义。而“师其义”的内涵,似又向中国传统回归。不过考虑到文祥此折是在郭嵩焘出使的同一年(1875年),那么他对议院制度的赞赏是相当大胆和超前的,也是第一次有人向最高统治者提出议院问题。但是文祥死后10年,在最高决策圈的官员中,笔者没有见到讨论此类问题的记录,文祥的奏折也没有见到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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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声请设议院
如果说文祥还只是肯定议院,那么10年后的1884年,中法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淮军宿将、两广总督张树声在遗折中直接提出仿效西方议院的要求。遗折指出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
数十年来,俄罗斯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于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而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
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如何应对,作者指出: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