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起来看明朝这戏剧般的八年!

  一

  台湾历史学家柏扬曾如此评说明王朝:从公元1449年至公元1457年,明王朝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八年。

  细缆这段风云变幻,此言可谓不虚,先是明英宗朱祁镇很“戏剧性”的在土木堡被俘虏,接着原本是成王的朱祁钰“戏剧性”的当了皇帝,接着北京保卫战大捷后,在蒙古高原做战俘的朱祈镇又很“戏剧性”的被放回来,幽禁在北京当了“太上皇”。看似“大局已定”,谁料六年后,天顺七年(1457年),朱祁钰“戏剧性”的病倒,“太上皇”朱祁镇“戏剧性”的在徐有贞,曹吉祥,石亨三人的拥立下“复辟”成功,重新坐上了皇位。八年间,皇帝被俘的国耻,强敌压境的生死考验,三次“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权力交接,无数官员命运的沉浮起落,生死荣辱,所有的一切,恰如柏扬所说,最富有“戏剧性”。

  今人说起这八年的“戏剧性”,论功业,无不说北京保卫战大捷,说是非,无不谈景泰帝朱祁钰力挽狂澜,明英宗朱祁镇昏庸误国,谈忠奸,无不惋惜于谦遭罪横死,石亨,徐有贞等小人得志,连带着,两位皇帝的麾下阵营,也以此划分了“忠奸”标签。而真实的事实究竟怎样,还是让我们沿着从土木堡惨案发生后开始,大明官场的芸芸众生相,仔细的梳理一下。

  二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令明朝上下蒙受奇耻大辱的土木堡之战结束,几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灭,晴天霹雳,也激起了大明朝政坛的波涛汹涌。

  惨祸面前,明王朝的反应还算迅速,八月十五日兵败,八月十六日怀来守将宋喜便将“喜”送到京城,只是明英宗下落尚不明,八月十六日朝堂上,“监国”朱祈玉“双目呆滞,不知所措”,朝臣们则捶胸顿足,哭成一团。

  乱象之下,还是老成谋国的吏部尚书王直冷静,直言“需先知皇上下落,方能做定夺”。总算让明王朝稳定下来,明王朝传令边关诸将侦查,又严令锦衣卫打探消息,一天以后,被也先放回来报信的锦衣卫千户梁贵,带来了朱祈镇被俘的消息,也带来了瓦剌的条件---巨额赎金。

  朱祈镇皇后钱氏二话不说,搜罗了三车珠宝财物送往瓦剌赎人,也先“欣然收下”,至于“人质”?当然不放。

  后宫忙着“赎人”,大臣们忙着找“后路”,在土木堡战死的朱勇之子朱凯,张辅之子张良,纷纷忙着往南京“转移财产”,各大臣虽然留守,却也多把子女送离京师。京城大小商铺富户也慌忙着“搬家”,单是雇车轿的费用,在八月十六至八月十八这三天便“增四倍”。

  八月十六日开始,从土木堡逃回的明朝败兵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其状甚惨,观者无不惶惶然”。“有问战事者,皆倍言胡虏之凶蛮,闻着愈惊悚也。”所幸八月十七日,兵部紧急下令,败兵中有敢妄言土木堡战事者一律严惩,方才“流言稍息”,下令者,正是代理兵部尚书的于谦。这几日里,他率兵巡视北京四城门,考察防御,详细筹划,在众大臣中可谓“另类”。

  而随着危机的加剧,大明朝堂之上,围绕三件大事业展开了纷争,一是“战”还是“迁”,二是谁为惨败负责。三是谁做皇帝。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会议开始后,史载“众皆嚎啕”,震天的哭声继续响彻在朝堂之上,侍讲学士徐程首先发言,声称自己“夜观天象,认定京城必然不保”。随即提出了“南迁”之议,此言既出,满朝皆惊,朱祈玉向其他大臣问计,王直,陈循,王文等重臣们皆“缄口不言”,都督张軏却表忠心,自告奋勇愿“护送太子及后宫家眷南下”,等于是认同了“南迁”之议。

  直到这时,一直冷眼旁观的于谦终于忍不住,掷地有声的喊了一句:“建议南迁者,该杀”。接着侃侃而谈,以北宋灭亡为“反面教材”,痛陈“南迁”是亡国之论,慷慨陈词下,时任东宫“展书官”的商辂也表明立场,支持于谦的看法。也终激起了朱祈钰的血性,令他频频点头。

  见领导“表态”了,众大臣们才群起而动,纷纷怒斥“南迁”乃卖国之论。终于有了“群情激昂,齐心抗战”的样子。灰头土脸的徐程当场就被呵斥赶出朝堂。屋漏偏逢连夜雨,徐程路遇好友江渊,得知事情来龙去脉的江渊先好言安慰了徐程一番,继而进宫面见朱祁钰,在朱祈玉面前将徐程骂的狗血淋头,而就在土木堡兵败消息刚传来时,江渊还正慌忙的把儿女送往南京。

  无论怎样,团结抗战的“大调子”定了下来,八月十九日开始,于谦陆续将山东,辽东,浙江,河南等地部队调往京城驻守,尤其是赦免了阳和兵败中逃回的石亨协助自己守卫,调来了善操练火器的辽东都指挥使范广接掌神机营,这两个人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四天以后,第二件事又浮出水面—秋后算账。

  八月二十三日朝会,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溢突然发难,要求将土木堡之败的罪魁祸首---王振余党绳之以法。要求“杀其同党,灭其全族”。一番慷慨陈词引得群臣情绪激动,纷纷附和。

  朱祈玉犹豫再三,只能回答说“再议”----他不能不这么回答,王振随英宗北征时,带去的多是大臣里的“同党”,留守的多是“政敌”,可深宫内大小太监盘根错节,东厂锦衣卫尽是王振“徒子徒孙”,朱祈玉身为“监国”根基不稳,怎好轻易“清查”?

  见朱祈玉含糊其辞,大臣们更怒,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当场呵斥群臣,户科给事中王竑冲出来揪住马顺暴揍,群臣纷纷拥上群殴,竟将马顺当场殴死,至此局面彻底失控,大臣们又揪出了马顺余党毛贵和王长随,同样殴死,接着又逮捕了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使王山,一切都在“监国”朱祈钰的眼皮底下进行,毫无执政经验的朱祈玉惊慌失措企图逃跑,关键时刻于谦一把扯住朱祈钰,要朱祈玉顺从“民意”,宣布王振罪状,朱祈钰“顺水推舟”,宣布今日朝会大臣无罪,并随即清查王振余党,然后就是清查行动,王振全家被满门抄斩,党羽纷纷落网,可谓大快人心。

  “大快人心”中,却忽略了这次朝会的另一个细节,当王竑愤怒的冲上去殴打马顺时,群臣里跟着跳出来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他跟着对马顺拳打脚踢,带动着群臣将之殴死。俨然一个“锄奸英雄”。然而,他恰恰是王振的“党羽”。王文,子千之,河北束鹿人,史载他“面目严冷,然中实柔媚”。王振“专权”的时候,王文对王振很“柔媚”,王振弹劾杨士奇,整治杨浦,皆是当时身为御史的他做“急先锋”。薛宣下狱,也是他罗织罪名。

  弹劾王振的陈溢,在正统年间被王振陷害,撤掉了陕西巡抚的职务,王振派去接替陈溢的人,还是王文。正统年间,他与徐希堪称王振的“左膀右臂”,“左膀”徐希已惨死在土木堡,“右臂”王文却反戈一击,带头“慷慨激昂”查余党,之后王振之侄王山定罪,也是王文参审,定出十三条大罪,亲手把王振全家满门抄斩。

  但他确实有能力,史载他镇守陕西时“镇静不扰”,又曾主持宁夏防务,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里,也成为于谦的得力助手。另有一位太监,也同属“王振余党”,却走了朱祁钰亲信宦官金英的门路,最后被命“戴罪立功”,在北京保卫战中出力颇多,之后他被朱祁钰重用,节制禁军“团营”,他就是后来“夺门之变”的主谋之一---曹吉祥。

  整防务,清余党,大明王朝的备战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却还有一个大麻烦在面前----朱祁镇怎么办?瓦剌挟持朱祁镇四处侵扰,更大肆向明朝勒索,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另立新君。八月二十八日,王文首先上书,要求朱祁钰即位,接着得到了主持防务的兵部尚书于谦的支持,于谦表白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这是于谦的想法,但群臣想法不一,户部侍郎陈循,刑部侍郎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内阁大学士萧兹纷纷支持,但曾支持于谦主战的商辂,户部尚书金濂,曾建议南迁的徐程,太常寺卿许彬,都督张軏都纷纷反对。而德高望重的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滢,右都御史王翱,则建议由朱祁镇之子朱见深即位,孙太后“垂帘听政”,于谦等大臣辅政。内阁大学士高谷则说“此事非臣等可言”,拒绝发表看法。这其中,商辂是太子朱见深的“展书官”。徐程是“东宫侍讲”,胡滢深受朱瞻基“托孤辅政”重任,至于陈循,江渊,均是在正统朝“不得志”的官员,俞士悦与于谦交好。

  大部分,其实都是“为私利”。三方争执之下,由于负责京城防务的于谦坚决站在朱祈玉一边,最终朱祈玉的即位“顺理成章”,次年改元景泰。

  “站对了队”的陈循,江渊,王文三人顺利入阁,成为朱祈玉的亲信。商辂虽“站错了队”,但他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中三元”奇迹的创造者,名声在外,又有于谦,高谷等重臣支持,官位也节节高升,次年也成为内阁大学士。当然,为了“政治平衡”,朱祁钰将哥哥朱祈镇的儿子朱见深立为太子,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大明上下,从而完成了这次“权力交接”,九月六日,朱祁钰正式登基,一个月以后,明军在“北京保卫战”里重创瓦剌,风雨飘摇的国家转危为安,次年改元景泰,至此,火线登基的朱祁钰,终于凭北京保卫战树立的崇高威望,坐稳了本不属于他的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