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七国之乱之首吴王刘濞谋反是被“逼上梁山”的?

  刘濞(前215-前154),西汉诸侯王,沛郡丰邑(今徐州丰县)人,刘邦侄,封吴王。他在封国内扩张势力,后来汉景帝采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景帝前元三年刘濞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亲侄儿,剽悍勇猛,在平定汉初异性王谋反的作战中,屡立军功,受到高祖的赏识。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被封为吴王。当年的吴国,辖地辽阔,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都城设在广陵(今扬州)。吴王权倾东南,威势显赫,刘邦当然有点儿不放心,但年轻的刘濞信誓旦旦向叔父刘邦表忠心,说为了刘氏的一统天下,自己一定竭尽全力,请你老人家放心。文帝时期刘濞就与刘恒产生了隔阂,景帝时期便谋反了。

  刘濞是“七国之乱”谋反的领头人了,为什么刘濞突然谋反呢?纵观历史典籍,不难发现,刘濞的造反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刘濞的儿子被刘启失手打死。景帝是太子的时候,吴王的儿子(吴国的太子)晋京,两人饮酒下棋,产生口角,未来的景帝杀死了吴国的太子。《史记·吴王濞列传》的说法是,吴国的太子脾气不好(“轻悍,又素骄”)。儿子的尸体被运回吴国,父亲吴王很生气,认为死在长安就应该葬在长安,又把尸体送回都城安葬。从此吴王称病,不再晋京上朝。当时的天子文帝,采取了和解的方式,赐予吴王坐几和手杖,允许他因为年老而免于上朝。

  王子至高无罪被杀,朝廷应妥为善后,安抚人心。只是朝廷的举措仅仅是“遣其丧归葬”。刘濞的“愠”是自然的,只是他在行动方面有所克制,只是将遗体送回长安安葬,且长期称病不朝。“解铃还须系铃人”,矛盾源于朝廷,但朝廷系铃者始终未去解铃。刘濞与朝廷矛盾的激化在景帝时代,吴王谋反不光是因为他的儿子被景帝杀掉,还有其他的的因素。比如吴国铸钱、煮盐、招揽各地难民,有另立中央之嫌(“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

  吴国政通人和藏富于民。《史记·吴王濞列传》对吴国描述:“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从这个描述来看,吴国是政通人和藏富于民的。刘濞在治吴国40余年,应当说,是日后长江三角洲走向繁荣的基础。吴国的疆域有“王三郡五十三城”,三郡,即指汉初的东阳郡、吴郡与鄣郡。《汉书·地理志》所列75郡无此三郡名称,出现会稽郡、豫章郡、丹阳郡,系因西汉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行政区域的缘故。西汉时代广陵城处于三郡中心地带,被定为吴国之都,王府所在。刘濞一方面是为朝廷守边,安定地方,另一方面则是发展经济。《前汉书·地理志》云:“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刘濞等人使当日地广人稀的长江三角洲逐渐人烟稠密;《史记》说当日的吴国“国用富饶”,即财源充沛;“能使其众”,即获得百姓爱戴。至于广陵,逐渐形成为繁荣富庶的大城,与江淮地带继续开凿运河,便利交通,吸引四方商贾云集有关,这些都说明刘濞是治理地方、改善民生之能手。

  但是,在中央集权制下,如果封国政通人和,就会有“收买民心”之嫌,进而有“另立中央”之嫌,这几乎成了地方自治的原罪。如果民不聊生,涉嫌渎职;如果是民心所向,又涉嫌谋反,吴国没有逃脱这种两难境遇,不愿坐以待毙,最终被逼谋反。晁错《削藩策》刘濞被逼上了梁山。文帝的时候,晁错屡次上书削蕃,但是文帝一直都没有行动。到了景帝的时候,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晁错就又上书给景帝阐述他的削蕃的政策。景帝一听,这个主意好啊。地方诸候国的势力小了,中央就不用再天天担心这些诸候国反叛了。所以说,景帝就开始找一些理由开始削减诸候王国地封地。先是把楚国的东海郡给削了,然后又找借口把赵国的常山郡给划走了,而胶西王也被削减了六个县去。这种做法一时弄得各路诸候人心愰愰。当然,吴王刘濞更是担心自己的封地被中央夺走。本来刘濞就与中央有隔阂,发生削蕃这种情况,刘濞担心朝廷有朝一日会对自己下毒手。所以吴王刘濞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起兵反叛。

  刘濞治理国家的方略确实有一套,可以说当时的吴国是国富民安。但是说到搞政治这一方面,未必就是他的强项。但是即使再弱智的人也不自己单干,所以刘濞定联合胶西王一起反叛。然后又找了其他的一些诸候国即楚、赵、胶东、菑川、济南五国联合起来进行反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了。只是,刘濞的运气实在太差,汉景帝派条侯(封号)周亚夫为总指挥。刘濞遇到的对手是久经沙场、惯于征战的老将周亚夫。在强手面前,刘濞屡战屡败,吴楚七国之乱从正月份开始打,到三月份就见输赢了。由于刘濞刚愎自用,战略上犯下冒进的错误,最后兵败如山倒,被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