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大明朝初期是否真的出现过“洪武之治”?

  对明朝是否存在“洪武之治”,史学界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历史确实出现过“洪武之治”,因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1368—1398年)曾经有过一段盛世。由于明太祖统治期间以洪武作为年号,朱元璋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洪武之治”。

  另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人残忍忮刻,疑心太重,杀人过滥,几乎应了元代郑廷玉的词所写那般:“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要忠臣干。”导致了君臣心不齐、官民心不聚,要想真正“从乱到治”绝非易事,毕竟朱元璋虽为中央集权之需,但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其破坏程度不仅当时震惊朝野,也为后世之不齿。文官系统和武将系统被清洗,宰相遭罢,中央政府破坏不堪,在应对地方藩王所发起的“靖难之变”的能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在此妄谈“洪武之治”,显然其客观性现实性很是存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就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也并非毫无道理之说。

  下面我们先分析一下两种说法的理由,再谈谈笔者的分析意见。

  认为有“洪武之治”,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实行改革吏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就着手改革吏治,他首先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朱元璋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的措施,使得明朝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民户达1605万户,人口达6054万人,垦地面积达850万顷,为明朝后世的经济发展打下极为牢固的基础。

  三是重视文化教育。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诏令天下立社学,府、州、县每五十50家要设社学一所,用于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但是由于太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而将许多自己所厌恶的语句(如“民贵君轻”)一一删去。而明科举之八股文亦是呆板之至。整体而言,洪武年间文化教育虽不若唐宋之风,但对于元末之文化衰退而言,朱元璋之功亦不可小觑。

  四是强化对外军事。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北伐。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追击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一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几百里外。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十万余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越过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最后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北元残余势力八万人。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裂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大部。正是这些举措,使得明朝伊始就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认为“洪武之治”根本不存在的观点,理由主要是:第一,朱元璋的出身经历及胸怀眼界所限。出身寒微、放过牛、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确实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纵横捭阖,力挫群雄,终于平定四海,统一宇内。但也正因为他出身草根缘故,鸡肠狗肚,心胸狭窄。故天下底定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些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宿将自然都爵高位显,权尊势重。朱元璋害怕这些人功高震主,于是有计划地屠戮功臣,大有不赶尽杀绝决不停手之势。宰相胡惟庸“谋反”一案,先后有3万余人罹难被杀;蓝玉“谋反”一案,又有1.5万人丢了性命。平心而论,胡惟庸身为宰辅,已位极人臣,他怎敢觊觎天子宝座?蓝玉不过一赳赳武夫,恃势凌人则有之,要夺大明江山,证据显然不足。更何况他们不在干戈纷扰时谋反,却在天下一统之后篡逆,天下岂有如此笨伯哉?朱元璋简直杀红了眼睛,甚至他的亲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幕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谁还肯为天子尽忠?!

  第二,朱元璋采取极端手段控制官为民意。对于手无寸铁的儒士,朱元璋也刻意防范。为了侦察别人隐私,他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莘莘士子的举手投足,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博士钱宰奉调赴南京编纂《孟子节文》,公余之暇,信口吟了一首诗。不料隔墙有耳,早已被特务录在纸上,报告给了朱元璋。次日上朝时,朱元璋指着诗中的“嫌”字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只是朕并没有“嫌”你,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手足无措,连忙叩头谢罪。国子祭酒宋讷一天因小事闷闷不乐,特务在门缝里觑得明白,照实画了下来。次日朱元璋问他因何生气,宋讷如实回答,并问皇帝何以知晓。朱元璋莞尔一笑,拿出了画像,宋讷不由得大惊失色。弘文馆学士罗复仁老实木讷,却直言敢谏,只因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心存芥蒂,竟亲自到他家查看。见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才放下心来,夸奖他恪守官箴,一尘不染,又命人给他换了一套大房子。当然,这种旷古恩典只是例外。试想,仅依靠压服制服管服的局势,焉能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环境?深陷疑心疑虑疑忌的心理,岂能是放心用人的氛围?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当时,朱元璋连起码信任都不存,何以换来将臣学士的精忠报国?单凭朱元璋一人之力是不可能真正建起宏伟基业并大治天下的。

  两种说法,笔者看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是都对也都不对。说对,是指无论哪种说法都摆出了事实,都言明了真相。说不对,是指二者都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忽视或忘记了另一面。譬如说,朱元璋即位之初,确实施展了他的雄才大略,并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重视军事,关注民生,使得整个明洪武时期(1368—1398年),“百姓充实,府库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大兴屯田,“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史·食货志》)。后来能得到清康熙帝嘉其“治隆唐宋”,也是实至名归,不属谬赞。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治国期间,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政策失误、决策失败之处,一定程度伤害或破坏了大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的局面,让期望中的“洪武之治”迟迟未能真正到来。

  有成就未必就是已经实现大治;有失误未必就不能谈论功绩。多样性复杂化的人格特点,才是真实的历史的朱元璋。没有他的雄才大略与尽力实践,就不可能有大明王朝两百多年历史的坚实基础;同样,不看到他自身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就无法真正了解和看透明朝成败兴衰的历史。倘若,非要说明朝初年出现的盛世局面,就是“洪武之治”,笔者也无话可说。毕竟,我们今人探讨历史、研究事件,都只能基于史料、源于分析,无法穿越明朝去探个究竟、闹个明白。只是在我们心中会产生些许遗憾----若真属大治的年代,似乎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有些毁誉参半了,根本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辉煌灿烂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