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所有的官职中最有办法捞钱的职务是哪种?
和珅出生于1750年,当时,由于清军入关已百余年,北京城中的八旗兵醵主其家属出现了严重的生活困难,时人称为“八旗生计”问题。
和珅高祖尼牙哈那与其他八旗兵入关时,清朝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在北京周围五百里地区圈占大量土地,分给八旗官兵人及家属耕种。但清朝统治者为维护京城安全,规定旗人出城四十里以上,必须到八旗都统处请假,这就使旗人实际上不能亲自种地,只好将地租给汉族佃户耕种。加上旗人不善于经营农业,庄稼收成很差,因此许多旗人就干脆将所分旗地卖给佃种旗地的汉人,自己则靠当兵领饷为生。清初,旗人数量不多,又经常外出作战,立军功还有赏赐,一般旗人的生活比较富裕。
从康熙帝统一台湾后,清朝战争多在边疆地区进行,内地百余年无战事。乾隆初年,北京城里的旗人经过休养生息,人口数量成倍增长,八旗兵的兵额仍然不变。例如,过去旗人五口之家有一人当兵领饷,就能维持正常生活。如今五口增加为十几口,还是一人的兵饷,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生活也难以为继。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了赐给银两、适当增加兵额等办法,但很难根本解决八旗生活。
现存清代文献中多用“少贫无籍”四字来概括和珅童年时的生活。和珅家中的生计问题比北京城中其他八旗兵尤为严重。他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过着吸奴使仆的生活,但由于做官的父亲突然病故,家中一下子没有了收入来源。身为家中长子的和珅,过早地承受了艰辛的生活重担。那时和珅与弟弟和琳正在读书,都不到当兵领饷的年龄,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完成自己和弟弟的学业,和珅经常派家人刘全千里迢迢去外祖父嘉谟家中求助。
和珅的外祖父嘉谟时为江南河道总督属下河库道员。嘉谟不仅资助和珅兄弟的学业,而且他的为官经历对和珅一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代黄河、淮河经常决口,为治理问题、兴修水利,清政府分别在江苏、山东、直隶地区设立了三个河道总督,其中江南河道总督,简称南河总督,驻地在江苏省北部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位于清代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地,是清代南方粮食北运京城的关键地区。清政府花在修理河道上的经费,一般都占国家岁收的十分之二。乾隆中期时,清朝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大体是四千万两白银,用在治理河道上的银两,常有八百万两以上。
清朝河道官员利用兴修河道工程之机,中饱私囊,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河道官员宴请宾客,一道菜的费用就需要上百两银子,宴席从早晨一直吃到半夜,一百多道菜有的动都没动。做菜的厨师很多,因为每人常年只做一道菜,所以味道之鲜美,其他厨师无人能及。河道官员所穿的皮袄,从来不去当地店铺里购买。每到秋冬时节,他们派人出山海关,到东北皮毛产地买整张狐皮,归来后由皮匠按皮张大小,分类制作,毛片颜色整齐无瑕,连京城中的皮货商都自叹不如。
河道官员的住宅极其讲究,宅门之内、上房之中,不点油灯而用蜡烛照明。家中妇女所用珠翠金玉,数量之多无法计数。河道官员本人所佩戴的朝珠、黄板、攀指,价格动辄上千两银子。他们衣服上佩戴一种琪南珠,价值三千两银子,悬挂在胸前,在半里外就能闻到香味,让人以为步入了高级馆舍。河道官员平时办公时,衙署中总是商贾云集,书画玩好无不具备,以随时满足他们的耳目之娱。
和珅外祖父嘉谟,官职是四品河道库道员,充其量不过是中级官员。但清代每年用来治河的八百万两银子,很大一部分经他手发放报销入账。可以说,嘉谟的官职是清朝所有官员中最有办法捞钱的职务。和珅少年时,对外祖父与河道官员的穷奢极欲生活早有耳闻。据说,那时一些乡、会试落第的穷秀才、举人、离京时常请熟悉的京官给河道总督写封求助信,见到河道总督,临行前至少能得到几百两银子的“路费”。和珅是堂堂河库道大人的外孙,所以了派家仆主全向外祖父嘉谟要钱,并不觉得难为情。
起初,嘉谟见到外孙的家人风尘仆仆地到来,每次都让刘全满意而归。然而时间一长,嘉谟的态度发生了变经,给和珅的银两越来越少,有一次竟少到只给刘全五十两银子。若不是嘉谟属下吏员郭大昌鼎力相助,和珅可能会如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一样穷困潦倒终生。
郭大昌,江苏山阳人,其人洞彻水性、穷极世变,是当时江淮地区的传奇人物。清代笔记有关郭大昌的记载说:“乾隆嘉庆之际,数十年凡奉特旨持节治澡,及经制官河督以下,遇事咨询,倚为安危,盖奇士也。”郭大昌因维持生计,时在嘉谟手下充当一名吏员,一年弄几千两银子,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
每次刘全来嘉谟这里讨银子,都由郭大昌出面替他款待。郭大昌因与刘全常在一起喝酒,一来二往,时间长了,两人的关系也变得非同一般。他这回见到刘全只从嘉谟那里弄到五十两银子,就借说酒劲劝刘全道:
“刘全兄,我一你交往多年,凭你的本事,将来会有大出息,如果你愿意到我们这里谋一差事,肯定会富得流油!而你现在为他人做仆,步行千里往还,就为这几十两银子来回奔命,你想想,值得吗?”
刘全回答:“郭兄有所不知,河道工程上的千般好处,我当然记在心里。但我家主人乃将门之后,天生聪明无比,才智非他人所及。眼下读书用功非常,已被皇上选拔到咸安宫官学。我不过辛苦二三年,将来主人一定会金帝题题名,前途无量。”
郭大昌听后,觉得刘全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知道,旗人爱朝廷特殊照顾,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大大多于汉人,刘全的主人若真如他所说的用功上进,中举人成进士,实是易事。旗人本来就少,有了功名,高官厚禄更不在话下。于是,郭大昌拿出一百两银子送给刘全,且告诉刘全,若以后他家主人有困难,他会尽力相帮。
正如刘全所说,和珅把摆脱家庭贫困的希望寄托在参加科举考试上面。他和京城的满族人都听说过旗人吴达善中进士,官至湖广督的故事
吴达善之父原是驻防西安的一个旗兵,在战场上靠抢掠致富,家中非常有钱。由于清朝规定旗人不得经商,其父便利用家中钱财雇人经商。受雇之人为吴家备极辛苦,算尽锱铢之利,吴达善之父还以为赚得不够。受雇者一怒之下说道:“要想一本万利,就是读书做官,别做什么生意。”说者无心,听者却恍然大悟。吴达善之父把做生意的钱用来聘请著名学者,他本人则亲自监督儿子们上课。他的六个儿子,五个中举人出仁做字。吴达善因为中进士,官做的最大,光任总督一职每年所得的养廉银就有二万两。当官的好处可不止俸禄丰厚,传说吴达善任云贵总督时,将出缅甸逃入云南的巨富宫里雁的宝石据为己有,发了一笔横财。
和珅心里明白,满洲旗人走科举道路比汉族人有许多优越条件。这是因为清政权定鼎北京后,就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建立了专供八旗子弟读书的官学。入学的学生都有生活补助,每人每月给银1两5钱,均由本旗发放。这些银两尽管数量有限,有时也能聊补无米之炊。倘若学习成绩优秀,能进入旗人子弟争着想上的咸安宫官学,生活和不习条件都能够获得改善,前途就更有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