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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19岁坐拥江东,为什么他们子孙不能固守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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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是三国时期比较传奇的人物。他创造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曾以数万之众破曹操于赤壁,但其十万雄师也曾被八百士卒所吞没;在其执政期间历次防御战中几无败绩,但数次北伐其功绩却乏善可陈;他曾在关云长“威震华夏”时兵不血刃径取荆州,也曾在大破蜀军后主动向刘备送和书。他像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政治家的几种特征同时在他身上体现。

  相对于同时期的对手曹操、刘备,孙权是幸运的。他19岁时即从其兄孙策的手中继承了江东大片领土,而曹操却直至54岁时才碾压群雄统一北方,刘备59岁时才侥幸占领汉中成就汉室基业。可以说,孙权的早期基础是整个三国时期最为优越的。

  但孙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其丰厚的家底,也依赖于孙权自身的努力——就如其大臣赵咨所说的那样:“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但就是这聪明、仁智、雄略之主晚年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并为东吴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孙权赐死四子孙霸。太元二年(公元252年),孙权三子孙和为孙峻(孙和之侄)所杀,终年29岁。老子杀儿子,侄子杀叔叔,这种人伦巨变在东吴后期不胜枚举,本来一个相对稳定、极具可能统一三国的王朝为何频频手足相残、祸起萧墙呢?这一切还要从赤乌四年(公元241年)说起。

  赤乌四年(公元241年)正月,天降大雪,雪深三尺,鸟兽冻死大半,在古人眼里这可不是什么吉兆。果不其然,同年五月,太子孙登去世。孙登是孙权的长子,是孙权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他谦虚恭谨、礼贤下士、乐善好施、恭行孝悌,其品行备受世人称赞。但天妒英才,仅33岁便早逝。孙登的去世意味着太子一位的空缺,究竟立谁为太子成为了晚年困扰孙权的一块心病。

  孙权有7个儿子: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孙奋、孙休、孙亮。这七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英年早逝。但其原因既有天灾,亦有人祸。这七人除了孙虑与帝位没有什么牵连,其余六子无不深陷其中。

  这几个儿子究竟立谁?其实孙权自己心里也没数,只能慢慢观察。自古以来中国立嗣的传统便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经过审核三子孙和便是最佳人选。这不仅是因为孙和的两个哥哥已经去世,孙和自然也就成为“长子”;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其母王夫人备受孙权喜爱。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孙和被册立为太子。

  本来这件事可以到此为止;但“奇葩”的孙权又做了一系列荒唐的举动:于册立太子的同年8月立孙霸为鲁王,册立为王并不要紧,孙权却命二子同处一宫且“礼秩如一”;这对于孙权而然,并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都是自己的儿子,我喜欢谁就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父爱。

  但这对于传统士大夫无疑却是一个挑战:长幼有分,正统有别,宠秩有异,嫡庶有差。这是士大夫们长期以来的政治信条,任何君主也不能随意改变,许多历史与经验告诉他们:任何破坏这种局面的统治者,后世之君都不会获得好下场,袁绍、刘表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大臣的反复劝诫下,醒悟的孙权却又下了一道昏聩的命令:命二子“分宫别僚”。

  孙权的本意本是想敷衍众大臣,假装有所区分,但他忘记了,他的行为对于鲁王孙霸及朝廷而言散发了另外一种信号:别灰心、别丧气,争取皇位还有希望。自此导致的后果是二子有隙、群臣相分,一部分大臣效忠太子孙和,而另一部分则依附于鲁王孙霸。后面的情况自然而然我们可以猜到,两党相争,互相诋毁、谩骂,为争皇位而不择手段。

  孙权发现这种情况后大吃一惊,为了缓解局面,火速借口二子应专心学习,责令二人断绝与宾客的往来。但这也遭到了大臣的反对,督军使者羊道向孙权上疏,称此举“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远近悚然,大小失望”,并建议“犹宜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在孙权犹豫不决之时,一位女子改变了整个东吴的历史性进程——她就是孙鲁班。

  孙鲁班是孙权的长女,她的母亲步夫人也是孙权宠爱的嫔妃之一。步夫人生性宽厚,不但容忍丈夫纳妃增妾,还主动帮助寻觅嫔妃充实后宫,凭借这一点她长期受到孙权喜爱,几度想立其为后,但都由于群臣推荐王夫人(孙和之母)的缘故而作罢,但孙鲁班却认为是王夫人教唆的缘故,仇恨的种子自此生根。步夫人去世后,被追赠为皇后。孙鲁班对此并不满意,故当孙权要立王夫人为后时,孙鲁班百般阻挠、不断诋毁,孙权只得暂缓作罢。当出现两党之争时,孙鲁班认为自己复仇的机会到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和便栽在了她的手中。

  一天,孙权病重在床,派遣太子孙和去长沙桓王孙策庙祭祀祈祷。太子妃的叔父张休在庙附近居住,便邀请太子顺便来家坐坐。孙鲁班派人监视,因而向孙权报告说:“太子不在庙中,只去了嫔妃家商议事情。”又说:“王夫人看到陛下病重卧床,而有喜色。”孙权大怒,认为其母子居心不良,急于抢班夺权,不久王夫人便在忧虑中含恨而逝,太子所受的宠爱也随之衰落。

  孙权对太子的不满引来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大臣们纷纷上书为太子辩解。丞相陆逊为了强调太子的正统地位接连三次上书,言辞激切,还要亲往京师,当面陈述嫡庶的大义;太常顾谭也引用西汉时期淮南王、戚夫人惨死的遭遇来陈述嫡庶的差异。此时的孙权已经听不进去任何意见,他认为一切为太子的辩护都是图谋不轨、变相逼宫。

  但当孙权怨恨太子时,孙霸的一些行为也招致孙权不满。孙霸的党羽成天毁谤太子,虽然孙权晚年立嗣糊涂,但做君主的基本辨别能力还是有的,在核实了有关情况后,晚年的孙权凭借着立嗣的问题展开了对东吴政局的大洗牌、大清算。一场杀戮悄然到来。

  太子孙和被废,迁徙至长沙;鲁王孙霸赐死;陆逊“愤恚致卒”,顾谭撤职流放;朱据降职赐死;吾粲下狱处死……

  这场杀戮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孙权的后世子孙,之后,孙和为孙峻所杀;太平三年(公元258年),孙废除孙亮帝位;永安三年(260年),孙休赐死孙亮;建衡二年(270年),孙皓(孙奋之侄)赐死孙奋……直至天纪四年(280年),晋灭东吴,三分归一。

  陈寿在《三国志》中曾对孙权有一番评论,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赐厥孙谋以燕冀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这番评论可称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