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学兴起的际会:宋朝大儒朱熹和庆元党禁,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他的父亲朱松时任尤溪县尉,写信给岳父祝公报喜时,只有简单几句:“松奉娘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时免娠,生男子,幸皆安乐……”生逢乱世,朱松没想过儿子日后会成为文公,三天后的洗儿礼上,他倒指望这孩子长大后当兵打仗,其《南溪洗儿二首》云:“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儒冠?”
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出现,风云际会,需要许多物质和文化条件。我们只能说,朱熹生逢其时。
闽学兴起的际会
唐以前,福建在全国毫无地位,是遥远的化外之境。唐代50多位闽籍进士,除了欧阳詹,绝大多数表现平平,没有一流的人物。进入宋代,福建默默积蓄了1000多年的惊人能量,突然爆发。一向受中原地区忽视的蛮荒之地,转瞬间成为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在科举考试中,福建士子的出众表现,让人惊叹。美国学者贾志扬依据全国地方志统计,两宋合计28933名进士,福建占7144名,排名全国第一,其进士数竟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接近四分之一。宋代的闽北文化极其发达,台湾学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仅浦城一县就出了122位进士,4位状元,8位宰相。
最重要的,不是科举,不是官僚,而是创造性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福建诞生了自己的思想大师,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这是一个由个人的天才和人格魅力凝聚起来的学派,称朱子学派。这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地域性的学派,人们又称其为闽学。然而,这个学派的学说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元明清三代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中国社会六七个世纪之久。
朱熹不是横空出世,在他之前,福建的其他学者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最重要的三位先驱人物是将乐人杨时、沙县人罗从彦和延平人李侗,他们都属于当时的南剑州,故称“南剑三先生”。福建本土的学术资源比较简陋,南剑三先生的贡献是从中原地区引进了二程的洛学,并初步本土化,搭起了闽学的框架。
杨时向北宋道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问学,学成辞归,程颢送之出门,对坐客说:“吾道南矣!”杨时携洛学入闽,授徒讲学,创立了闽学的基础,被誉为闽学鼻祖。他身为朝廷高官,年寿又高,活了83岁,所以门生众多,达千余人,沙县人罗从彦和崇安人刘勉之都厕身其中。罗从彦是最能光大师门学说的弟子,但他只做过博罗县主簿,官职低微,弟子寥落无几,其中就有朱熹之父朱松和延平人李侗。幸好有了李侗,能传其衣钵。然而李侗更落魄,什么官也没做,隐士般修身养性,身居草野,怡然自乐,一生不著书,不作文,门下无人。杨时从中原千辛万苦继承来的道统日渐衰微,仅存一息,眼看就要中断。这时出现了朱熹。
朱熹24岁时,首次拜访李侗;33岁时,正式拜李侗为师,成为杨时的三传弟子。道统入闽,闽学理所当然变成学术正宗。然后,朱熹以他的旷世天才,大力著述、讲学、论辩,构筑起一个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中古新儒学——理学的集大成者。
被误读的思想家
朱熹奉母来到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的时候,只有15岁,刘子羽为他们孤儿寡母筑室于此。为了表示不忘本,朱熹将祖籍徽州紫阳山的名字借来,命名紫阳楼。他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求学、思考和创造。他在五夫里待的时间,前后跨度40年,是最长久的一次定居。
五夫里可不是寻常的村落,它是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故乡。我们不能不佩服朱松的远见卓识,临死之前,他交代妻儿投奔崇安五夫里。他和五夫里的学者群交谊深厚,已经在这里为朱熹日后的成长准备了一切:托孤于刘子羽,学业则托付于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翬三位老师。五夫里的学者们齐心协力,竭其所能,塑造了朱熹最初的精神世界。后来,刘勉之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朱熹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福建。他从政的时间只有7年,从这个记录看,朱熹的确不是爱做官的人。宋代有一种特殊的名义官职,叫奉祠,意为管庙,给薪水而不必干活,住地听便,原来用于安顿年老力衰或与朝廷意见不合的官僚。朱熹一生奉祠12次,共21年10个月。祠官收入低,然而有足够的活动自由。朱熹在福建各地建了许多书院,研究和讲学。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问最渊博的一人,著述十分宏富,经史子集,四部齐备,据周予同考辨,共126种。影响最大的当为《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后人编辑的《朱文公集》《朱子语类》等。今人一般认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一个完整严谨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思想的核心就是理,主张理一分殊,如月印万川,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他的意思是,总合天地万物,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但这些具体事物的理不过是那个统一的理的体现。正如释家所说的,万川明月,其实只是天上那轮明月的不同表现而已。因此,在认识论上,格物致知,就是穷究天理和物理。
在伦理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许多人把“灭人欲”当成朱熹主张禁欲的证据,这实在是对他学说的误解。朱熹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又举例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事实上,朱熹认为人的正常生理需求就是天理,他反对的是纵欲。
为自己的思想受难
今人偶有对于朱熹学说的反感,大半由于它是一种官方哲学,被利用和庸俗化。这不能由朱熹负责。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从不刻意迎合统治者的爱好。他上朝奏事,有人劝道:“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朱熹道:“吾平生所学,唯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他果然这样说。帝王不喜欢他的理论,他就离开庙堂,在民间讲学传播。朱熹生前,他的学说不但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受到迫害。他曾经勇敢地为自己的思想受难。
宋宁宗即位后,先是右丞相赵汝愚和权臣韩侂胄政治斗争失败,罢相出朝,不久贬死衡阳。朱熹等道学家因为常赞许赵汝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当道炮制出一份包括赵汝愚、朱熹、彭龟年、吕祖谦等59人的黑名单,名为“伪学逆党籍”。这个事件,史称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是政治对学术的无端迫害。被列入黑名单,其家属子女被剥夺了仕进的机会,还要忍受种种社会歧视。政治高压下,朱熹学派受到沉重打击,首徒蔡元定被遣送道州(今湖南道县)编管,步行3000里到达贬所,双脚流血,一年后病逝;弟子有的托辞去归,有的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然而,学派并没有垮掉,其核心成员继续追随他们的导师,甚至还有个别学者不顾危险前来问学。例如黄士毅,就在这时候从江苏徒步入闽,师事朱熹。
作为“伪学逆党”的领袖,朱熹此时已是68岁高龄,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也曾数次离开建阳考亭,四处避难。《古田县志·流寓》:“宋庆元间,紫阳朱子避伪学禁,逆寓而讲学之区。”《霞浦县志·流寓》:“紫阳朱子,庆元间以伪学禁避地于闽,至长溪,住黄干、杨楫家。”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说长乐龙峰书院:“朱子避伪学寓此。”又说朱熹到闽清:“朱文公于伪学之禁,避迹无定所,其于闽清凡数至,所历名胜题识殆遍。”……
在最危难的时刻,福建各地不理会朝廷的旨意,这块土地张开臂膀,欢迎自己的思想家。日后,许多偏僻小县的书院都骄傲地声称,这位大贤曾经是他们的老师,纷纷立祠纪念。
公死,凛凛犹生
“熹今岁益衰,足弱不能自随,两胁气痛,攻注下体,结聚成块,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亲旧凋零,如蔡季通(元定)、吕子约(祖俭)死于贬所,令人痛心,益无生意,决不能复支久矣。”朱熹的自述,让我们感到了一个心力交瘁的老人的绝望。垂暮之年,苦病之身,还被逼得东逃西窜,背井离乡,实在令人心酸。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死的时候,他的学说仍然被禁。按《宋史》本传,当局已经命令地方长官布控,严密监视“伪学”党徒聚会。然而,他的不少门徒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避危险,从四方赶来为老师送殡。《宋元学案补遗》说:“时伪学禁,会葬者六千人。”考虑到建阳这个山区小县,交通不便,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亲往吊唁,祭文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朱熹死后,韩侂胄意识到对道学的打击不得人心,悄悄弛禁。一些被革职的朱熹门人也逐渐复官。在朱熹第一代门人的不懈努力下,宋朝廷开始缓慢地为朱熹学派恢复名誉。最重大的转折发生于元代。1313年,元仁宗宣布科举取士,规定第一二场考试限从朱熹《四书集注》中出,诠释以《四书集注》为主。这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元明清三代,朱熹对儒家经典章句的注释一直成为科场试士的科目。朱熹的学说被尊崇为官方意识形态。闽学挟朝廷之力风靡天下,以至人们说:“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朱熹的地位直线上升,直逼孔老夫子。
朱熹将福建文化推向顶峰,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的走向,这是一个学者所能做到的最大事功。至于朱熹对于福建史的深刻影响,要而言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大增进了福建文化的思考深度和理论兴趣;其次是开创了福建高度重视书院讲学和讨论的教育传统。朱熹之后,没人敢说福建是蛮荒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