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这四大因素揭示了洋务运动必定失败的根本原因

  作者:张海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曾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

  根据最近出版的已故学者樊百川的研究,洋务派“借法”30多年,共兴办了60个使用机器的近代企业,总计投入经费约5300万两。其中军事工业21个,创办及历年增添设备经费约1500万两,其他近代企业39个,投资3700万两。以30年计算,平均每年2个,投资170余万两。如果再加上在洋务派影响和特别批准下,以官督商办名义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不过共有120余个,合计投资约5800万两,平均每年4个,投资不及200万两。这样的数字不仅根本无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即使与起步差不多同时的日本相比,日本截止1892年的25年中,最后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计资本2.89亿余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资本1100余万日元,约合中国银两700多万两,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在洋务派“借法”活动的这同一期间,全国全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包括以官督商办名义依附于洋务派“借法”活动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和其他各种情况的民族资本企业,先后共兴办了近300个,资本共约1000万两以上。其中以官督商办名义依附于洋务派“借法”活动的,有60余个,资本共约500余万两。其他各种情况的,约二百二三十个,资本共约500余万两。这就是说,民族资本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企业,一半的资本,是与洋务派的“借法”活动有关,而其余五分之四的企业,一半的资本,不但并非洋务派的“借法”活动所促成,而且正是在洋务派“借法”的垄断活动排挤下,以托庇于洋人和其他势力(如广东顺德的缫丝厂托庇作为封建宗族祠堂财产等)的办法,在崎岖的道路上挣扎生长出来的。这后一类企业,个体规模虽小,数目却较多,分布行业面尤较广,且一般都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不像洋务派“借法”活动所办企业以军事为中心。

  我们可以把洋务活动期间兴办企业的情况概况几条:

  第一、洋务活动不是清朝廷号令全国一致举办的活动,而是个别官僚经朝廷批准兴办的活动,在全国发展极不平衡。反对洋务活动的顽固派官僚势力很大。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居中驾驭,以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为原则,并不在乎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从始到终,洋务派旨在引进机器方面下功夫,并不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不注意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始终以纲常名教的中学为体,以西方的船坚炮利为用;以对付国内人民的反叛为主,所谓“御侮”的实质含义,只是维护条约体系所产生的“和局”,遇到列强挑战,只能俯首称臣,屈辱的条约只能一个又一个签订,损失国权无数。

  第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借用洋匠,却不借用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完全利用传统的官办局厂的办法,委用官员管理,大量插用私人,多领干薪,用士兵充当工人,生产不计成本,产品不投入市场,资金难以为继。

  第四、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多采用官督商办体制,控制并监督了商人投资的积极性,利用官许的专利,实行行业垄断,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洋务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与李鸿章所谓“裱糊破屋”的本意是相违的。洋务活动没有能够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在短时期内大规模地在国内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称他为“洋务运动”是名不副实的。所以,我是主张使用洋务活动或者洋务新政这样的名词的。

  依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单纯从中国近代早期现代化的历程来看,洋务活动期间,特别是它的后期,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上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