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庆历新政都有什么内容?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有何关系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年少时家贫但非常好学,对天下有自己的抱负追求,常常勉励自己:“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在乐。”范仲淹在二十多岁离开家,来到应天府书院苦读学习。五年之后考取了进士。做官之后,范仲淹一直在低职位上徘徊,没有权力参与国家大事,自己的才华始终无法得到展示。在三十四岁时,他向上级毛遂自荐,以图大展宏图。盐水治水的成功证明了范仲淹的才华,这一举动深得百姓的好评。

  在位期间,范仲淹大胆直言,抨击时弊,几度遭到了贬职。出任秘阁校理,几次批评章献太后垂帘听政的弊端,因此被贬为通判。等章太后去世后,范仲淹任左司谏,因批评仁宗荒地废除皇后被贬到睦州。在任国子监时因批评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再次被贬。任职期间范仲淹还通过自己的才干修复了同西夏的关系,使得边关外无一失。由于在边关抵御外来侵略立下的汗马功劳,范仲淹被提升为参知政事,这个升迁为他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创造了条件。范仲淹提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方案,但没到一年,就惨遭夭折。原因是改革出动了保守派官僚的自身利益,在奸臣和宦官勾结下,改革以失败而告知。范仲淹也因此被罢免参加政事。范仲淹六十三岁,疾病缠身,向朝廷请求到颍州任职。可是在徐州中途,因病加重,与世长辞。范仲淹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文章,最著名的就是名篇《岳阳楼记》。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一提到庆历新政肯定绕不开范仲淹,范仲淹的名字与庆历新政紧密联系在一起。庆历新政可以说是范仲淹一生仕途的顶峰,他是庆历新政的提出者、实施者和受害者,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范仲淹的人生也黯然落幕。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关系体现在他是庆历新政的提出者,范仲淹曾经亲临与西夏作战的前线,亲眼目睹北宋军队的惨败,这触发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担忧,于是一回到京城便立刻上书要求改革,因此范仲淹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关系最主要还是在于他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范仲淹全面主持了庆历新政,他提出的条陈十条就是庆历新政的中心内容,这十项改革措施使针对北宋社会的两大弊端——积贫积弱和内忧外患提出的,可以说非常具有可行性,而范仲淹非常重视实施效果,即使遇到很大阻碍,也毫不畏惧。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关系最后体现在他是庆历新政失败的受害者,随着庆历新政的逐步开展,越来越触及到守旧势力的利益,他们千方百计阻挠改革,庆历新政贯彻的很不彻底,很快宋仁宗抵制不住保守派的压力,废除了庆历新政的各项改革措施,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改革派纷纷遭到贬职,全部被驱逐出朝廷,而范仲淹本人也在流放途中病死,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谈到范仲淹死后谥号,就要先了解什么是谥号。谥号是指人去世后,由后人给予其评价性的称呼。其字数长度不一定,有的一两个字,有的甚至二十来字,这要根据其官位而定。谥号最早出现在东亚古代国家,其国王、王子、大臣、皇后等有一定地位的人去世后,根据他们的生活故事和性格修养,评价其优劣,并给予其一个富有评判性质的称号。此外,一些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邻国也在使用,但并非每个古代王国都采用谥号。范仲淹死后谥号是文正,是在范仲淹死后由朝廷赐予的,这个谥号很好的反映了范仲淹的伟大功绩和刚正不阿的形象。范仲淹不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帅领,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改革运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他制定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部边境得到长期的稳定。

  他培养出大量的顶尖学者,为宋代学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的理论和崇高的理想以及仁人道德,是中国文明的光辉,朱熹称他为史上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作为这样一名胸怀大志、刚正不阿的文人名将,朝廷将范仲淹死后谥号定为“文正”恰到好处,“文”字体现了范仲淹“经天纬地”的才能文略以及勤学好问的优良品德,“正”字,巧妙地反映出他不慕名利、正气凛然的气质。范镇和范仲淹两人都北宋时期的名臣,而且还是名震一时的文学家,最主要的是,两个人都姓范。但是,这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亲戚关系,甚至连师徒、朋友关系怕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同僚关系。

  范仲淹,字希文,在公元1015年中进士,和韩琦、狄青等名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当时正值北宋和西夏交战,夏景宗李元昊连年对北宋用兵,而北宋却连连战败,对此一筹莫展。在公元1040年,范仲淹被任命到西夏,和韩琦一起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在他守卫西夏的时期,多次挫败李元昊进攻大宋在西北防线的阴谋,并采取“屯田”制,和西夏打起了持久战,让西夏占不到丝毫便宜。终于在庆历年间,穷兵黩武的西夏迫不得已向大宋求和。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城,任参知政事。他积极主张推行新政,实行改革。公元1045年,新政改革失败,范仲淹被贬。1052年,范仲淹病重。这时他却被任命为颖州知州,他带病上任。结果走到半路就病逝了。综上所见,范镇和范仲淹虽然同朝为官,但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深,更没有什么亲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