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沈从文的“补白”生涯,署名时有时无文章位置不固定

  60年后,抚读这十篇《封面图案说明》,不啻为晚年沈从文的观念转变说明书。

  1949年之后,沈从文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宣称“搁笔”。从1953年开始,他的文物研究工作渐有起色,并开始频繁发表相关文章。

  沈从文于1953年3月28日在日记中写道:“为图案系一助教拟一百牡丹花纹图案,故宫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种。可能还是近于多事,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么多资料来教学,教学已廿卅年,一切都很觉得已足够,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就目前所知,他为别人提供研究资料草目,这是最早的文字记录。此后30年间,为各方面不同需要而起草相关参考资料草目,成为他实践“古为今用”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常用方式。因随写随送,多不留底稿,总量无从查考。

  近日,笔者在翻阅于1951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杂志时,无意中看到该刊1954年9、10、11、12四期刊物中有沈从文以“补白”形式发表的《封面图案说明》,这种情况延续到1955年上半年的该刊六期刊物之中,共计有10篇《封面图案说明》发表。应当说,这些文章承继着《文物研究资料草目》的卡片式信息,以简短的说明文方式,体现着沈从文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文物研究的研究心得。而杂志社方面本着普及文物知识的目的,随意地将沈文以“补白”方式刊印出来,并不以栏目作者看待,所以目录页上有时署名有时不署名,文章刊印的位置也不固定,可前可后。

  如1954年9月首先发表的《封面图案说明》,刊于当期刊物封底,是对封面所印汉代青铜戈戟所刻鸟兽纹图案的解说。10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2页,11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55页,12月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18页……总之,纯属“补白”性质。虽明知是“补白”文章,沈从文却很珍惜这样的发表机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尽可能在文章中提供缜密细致的历史考证与文化总结。每一篇“补白”文章,都展现着沈从文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虽然文字简短近乎说明文,可他的文心才情还时有流露,有时甚至还颇有某种“洗心革面”的文化诉求蕴含其中。

  譬如刊载于1955年4月刊的《封面图案说明》,沈从文从一片唐代锦缎花纹谈起,溯至汉代锦类生产历史,又将这一纹饰与汉墓石刻花纹、唐代铜镜花纹相联系,体现了其缜密精湛的文物研究心得。最后一段“文化总结”,却又体现了他“与时俱进”、“改造思想”的最新动态。他这样总结道:“我们对于唐代丝织物的认识,花纹美术固然十分重要,但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唐代艺术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复杂色彩,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不是凭空而至的,也不是三五帝王将相可以做成的,主要还是社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的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万千人民劳动的结果,出自万千人民手中……”又如刊载于1955年5月刊的《封面图案说明》,沈从文更从新近出土的河南白沙宋墓壁画中,解读出了阶级压迫的“微言大义”。他这样分析说:“历史进入北宋阶段,在生产上的发展,……无一不得到普遍而显著的提高。但是,劳动生产者依然忍受着严重的剥削,过着极为痛苦的生活。例如这个墓主‘赵大翁’,大致就是一个宗室地主,墓中除奏乐壁画外,还有作亲戚送礼的,作佃户样子送礼的。总之是反映宋代这种不劳而食的特权阶级,生前以剥削人民劳动生产果实为生,死后还得消费他的佃户一大笔财产。”显然,沈从文正在试图从史学研究角度融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虽尚处在“补白”阶段,但已尽可能开始使用与这个时代特征相符的措辞与史观了。

  然而,即使甘于做“补白”作者,这样的待遇也并不长久。1955年下半年的《历史教学》杂志,不再采用一期一换的文物图片作封面图案,而采用统一纹饰做封面图案。从此,沈从文不必再做《封面图案说明》这样的文章,他的“补白”作者待遇也因之取消。60年后,抚读这十篇《封面图案说明》,不啻为晚年沈从文的观念转变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