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贾鲁治河为什么会意外导致红巾军起义,真相是什么样的

  黄河的每次泛滥都会给两岸人们带来巨大灾难,所以黄河的治理,历来是我国治河史上的大事。但是历次治河除了完成治洪防灾的目的外,有时又会给沿岸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甚至造成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这首《早发黄河即事》作于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贾鲁治河之前,反映的是在此之前元朝治河的现实,其目的就是为即将进行的贾鲁治河提供借鉴。

  黄河泛滥

  自金代起,黄河改道,由淮河流入海中。元朝建都大都,离黄河较远,因此对黄河防灾重视不够。直到黄河威胁到大运河之时,才不得不整治黄河。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白茅堤决口,六月金堤决口,沿河城镇均遭受水灾,黄河之水又溢入会通河,威胁到运河安全。朝廷内部就水患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至正九年,元顺帝令群臣商讨治河,丞相脱脱召大臣研讨治河方略,贾鲁(1297~1353)力排众议主张“河必当治”、“必疏南河塞北河”,主张整治黄河。贾鲁提出治理黄河的两种方案:其一,修筑北堤,制止决口,费用开支小;其二,采取疏、塞并举的方法,使黄河改道东行,恢复原来的水道。当时,贾鲁这两个方案均未被采纳。至正九年闰七月,黄河灾情更加严重,复出的脱脱深感问题严重,抓紧了治河计划,元顺帝召集群臣,商讨治河大计。当时参加讨论的大臣,议论纷纷,提出了种种方案。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参加此次讨论,并重新提出了他的治河二策。丞相脱脱力排众议,采用了贾鲁的第二种方案,决定开始治理黄河。

  贾鲁的这两个方案,都是经过实地考察、并针对现实的问题提出的,有很大的可实施性。但是第一条方案,是针对元朝财政不足提出的,只是以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这是因为修筑北堤,开支虽低,用工节省,但是北溢到山东境内的河水,在沛县一带形成巨大湖泊,而此后泄洪能力又小,这就使得洪水无法排泄,只能停留在沛县周围一带,新筑北堤也只能阻止河水继续灌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黄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北堤仍有被冲决的危险,到那时旧的积水没有排泄,新的洪水又溢,将会加剧灾情的程度。而第二方案,采取疏、塞并用的方法,使黄河恢复故道,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案。这一方案,工程规模巨大,所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都将会大大超过第一方案,但其效果更好,不但可以解决黄河洪水泛滥问题,而且可以确保运河和盐场的安全。

  黄河运河

  至正十一年四月,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大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领河南、河北诸路军队,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二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人投入治河。这次治河主要方法就是疏、浚、塞并举,先疏后塞,首先要疏通从黄陵岗至哈只口的黄河故道,以及疏通凹里村到杨青山的减水河,两者全长二百八十里。其次,就是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坝,主要工程是堵塞白茅决口,这是决定治河成功的关键一役,经过七个月的治理,十一月白茅决口堵塞成功,黄河返回故道,与淮河汇于一处,向东流入大海。贾鲁回朝,向顺帝上《河平图》。贾鲁在堵口技术的重大创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工程结束后,贾鲁被召回京城,擢升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至正十二年八月,随从丞相脱脱进攻徐州起义军芝麻李。同年冬天,贾鲁奉命与总兵月哥察儿围攻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逝于军中,年五十七。

  濠州地图

  贾鲁为官恪尽职守,尤其在治理黄河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总结前人治理黄河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疏、浚、塞等治河方法结合起来,把泛滥成灾的黄河勒回了故道,保证了运河的安全,有利于漕运顺利进行,使黄河下游也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贾鲁治河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元顺帝命翰林学士欧阳玄制“河平碑”,以及编撰《至正河防记》,记载这次治河经过、方法和经验,这也是治河文献第一次详细地记载治河方法,为后人治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但是贾鲁治河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黄河的泛滥,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加剧了元末的社会矛盾。贾鲁治河时又劳民伤财,整个治河工程耗资极大,据统计,总费用为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工程之大,是古代治河史上不多见的。巨大的开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治河民工又遭受治河官吏的克扣和驱使,正如诗中所写:“驱夫如驱囚”,“饥饿半欲死,驱之长河流”,这使得原本已经很深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红巾军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等利用这次时机发动了元末农民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