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为何失败？是新法弊端太多吗？

　　青苗法，亦称“常平新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之一，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由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施行。主要是改变旧有常平仓制度的“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的呆板做法。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改善了北宋“积贫”的现象。

　　其实，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更悲惨的是没钱。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而宋代的青苗法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还兼有抑制民间高利贷、保护和赈济民户的目的。

　　但事实上，王安石强行推行“青苗法”，结果非但没有便民利民，反倒成为一项扰民乱政之举。

　　其一，“青苗法”推行时，虽然朝廷明文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许多地方明令取息3分，甚至更多。司马光为陕西路青苗钱算过一笔账，

　　农民得青苗钱“陈色白米1石，却将来纳新好小麦1石8斗7升5合，所取利近1倍”。

　　其二，“青苗法”推行时，官吏向百姓强制摊派。王安石在全国广泛推广推行“青苗法”时，虽然也考虑到推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制定了许多相关规定，

　　如：民户自愿请贷，“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归还之时，或缴纳粮米，或缴纳时粮价贵亦可缴纳现钱，“皆许从便”等，

　　可谓也比较完备。但州县官吏“务以多散为功”，更为了捞取好处，“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强制摊派引起人民不满，“民间喧然以为不便”。

　　其三，新法推行的过程成了地方官吏从中捞取好处、雁过拔毛的机会。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贫民向官府贷款，

　　要经历申请、审批、还贷等诸多环节，每一环节都成关卡，“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胥吏千方百计设门槛捞取“好处费”累加起来，

　　甚至比私人高利贷利息高许多。“闾胥里长于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因而借青苗钱者在出息3分之外，还有许多额外的破费。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

　　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

　　其四，官府胥吏逼债比民间放高利贷者手段更严酷。官府掌握专政的机器，农民还不出钱，官吏们则“鞭笞必用”。苏轼对此就颇为不满，

　　并发而为诗：“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如此做法，农民更加难以忍受。

　　由于青苗法实施过程中官吏个人意愿及目的、地区差异、腐败、制度缺陷等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民户深受其害，并未能够实现王安石最初“富民”的目的。

　　最终，青苗法于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后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