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士大夫阶层为什么到近代消失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更精确的界定,应该把其归纳为一个阶层。然而,由於其在社会作用中能量巨大,称其为一个阶级也不为过。这个阶级就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士大夫阶级。

  “士大夫”一词,原指读书人和他们的前程。“士”是指读书人,“大夫”则是春秋时的官名,合起来便是指读书做官的这些人。在中国古代,作为“士”的读书人,与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共同组成了社会的整体,这个以士、农、工、商四大阶级共同组成的社会在皇权的统治下,进行着整个社会的运行。而联络皇权,维系社会运行的庞大行政机构,便是由这些称为“士”的官僚们组成并操作的。由是,士大夫遂成为这个社会中人数最少,能量最大的一个阶级。他们上承皇命,下驭社会,维护王朝的正常运转,并因此成为这个社会数千年来的宠儿。

  自隋唐以降,朝廷用官,废黜世袭制,以科举取士代之。如此一来,金榜题名便成为历代读书人竞相争执之物了。然而,要成为读书人,也并不是简单的事情。首先,家里要有能供养学童读书的钱;而后,学童在私塾先生的严格管教下,每日诵读,背记,终至考取秀才。继而刻苦研读,得中举人,方可进京会试。即中,才有资格参加保和殿的殿试,由皇帝亲试,决出进士及第的名次,成为天子门生。而获得进士的士人,则由朝廷颁旨命官,加入等级森严的官僚集团。然后由低到高,拾级而上,这便是士大夫们一生的人生轨迹。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进入并攀爬上这道人生天梯的人,只是读书人中的极少数,绝大多数莘莘学子在层层的筛选中被无情地淘汰了。然而,正是这少数的成功者,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榜样,吸引着无数学子前仆后继,孜孜以求。

  可是,盛行了一千四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在进入二十世纪门槛的时候,突然,嘎然而止地被废除了。虽说当时袁世凯,张之洞等上奏时,是想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以学堂取代科举,建立新的国家人才培养机制,达到以西学为中用的效果。然而,他们却忽视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极其重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制度,它同时又是国家选人用人的制度,被科举制最后选中的士人,是要进入国家各级官僚管理体制之中的。

  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黜后,政府官僚机构的选人用人,便由过去的皇帝亲选,变为由各级官僚自由选聘。这种上级任命下级的用人方法,原本产生于中国民间的秘密会社,它完全破坏了中国延续数千年(包括汉朝的举孝廉制)的国家选人用人体系和方法。这种用人方法,首先由晚清的地方督抚引用到地方实力派的管理体系中(李鸿章用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延至民国以后,便正式成为国家选人用人的基本大法了。由于每一级官员都有自己选人用人之权,国家因此彻底失去了对人才使用的最终定夺之权,也一并失去了对人才统一衡定的基本准则。国家纲纪的废弃,是一切社会弊端产生之源。功名取士不再成为人才衡定的基准,用人之乱相便随之而生。自晚清到民国,此方法由民间登入庙堂,并一直沿用至今,人们早己见怪不怪了。

  可是,由学堂毕业出来的读书人却没有了原来确定的去向。即然读书做官的路断了(当然也有极少数手眼通天的人,通过其它手段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便只有靠自己所学的文化知识去谋生了。於是,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是一些读了书却又做不了官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被权力的核心拒入,来到社会中,从事教师、律师、医生、法官、工程师等新的工作,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人们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呼之为“知识分子”。

  读书做官是千年传统社会人才培养与使用之道;读书不做官是新社会插花地的产生之途;而这正是士大夫阶级与插花地阶层的基本不同之处。由士大夫阶级向知识分子阶层的转变,使读书人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历史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以原来维护王朝统治的士大夫阶级的极速消失,和新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日益边缘化为标志的。可怜的是,知识分子不做官,直接进入社会,这些手无搏鸡之力的读书人,便真正成为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最为懦弱的一部分人,不仅统治集团对他们不再青睐,甚至乡野农夫也对他们不屑一顾,“读书无用论”遂由此而泛起。二十世纪读书人的命运之悲惨,为数千年古史所无。

  士大夫阶级的消失,实际是国家用人之道的彻底改变;而用人之道的改变,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切乱相之根源。国家没有了这道人才选拔的门槛,就缺失了做官的伦理道德和标准(尽管也呼喊过一些空洞的口号)。过去,由读书人建立起来的所有价值理念都被统统废弃,庙堂之上再也不是什么清静的地方了。当人们不再对伦理道德表示敬仰的时候,暴力便开始取代法制,暴力遂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尊崇的法宝。功名的式微没落以及士大夫阶级消失之日,便是暴力崛起兴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