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秦朝强大的根本在哪里?灭亡的原因又是什么?

  大家好,说起秦朝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实现大一统。也奠定了中华版图的雏形。

  始皇帝嬴政建立中央政权后,他在位连头带尾有13年,实现了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统一驰道尺寸标准,完成郡县制和户籍土地等高效的帝国管理制度。外击匈奴,修筑长城;南征百越,稳定了南部边境;修筑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这些,都为中国今后的版图、文化、社会、经济等奠定了基础,说秦朝和始皇帝为中华民族立下不世之功是毫不夸张的。

  对于嬴政个人来说,修建阿房宫、修建骊山陵墓,还有他封禅泰山、五次巡游的这些极其劳财伤命的庞大工程,同样带给了他极大的满足和成就感。

  秦始皇无疑是千古一帝,就算他的那些暴政,如果放进历史的长河里来看,大多数也都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是,秦朝立国首尾相加也仅仅15年,就灭亡了。史家将秦朝的灭亡归咎于暴政,这样说是直观的,秦的严苛峻法和对百姓不断地盘剥加上愈来愈不堪其重的劳役,使得秦末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年轻的秦王朝走向快速灭亡。

  这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它的背后有更深刻的文化原因,和从哲学出发有规律而循的逻辑。今天,我们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来探究秦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

  秦国地处函谷关之外,是偏僻的域外之地,这里贫瘠,民风也不开化,春秋时期,甚至有“儒不入秦”的俗语。儒为什么不入秦呢?是因为看不起秦,是在说这片土地上是最没有继承周朝礼乐的文化蛮荒之地。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始,打破了条条框框,以壮大国家军事和农业实力为第一位,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作为政治指导,秦国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军事和农业一枝独秀。成为名存实亡周王朝版图上最有威胁力的力量。四代秦王的励精图治,为嬴政打好了施展大志的基础,他先用吕不韦巩固秦国内部的政治统治,后用李斯设计一统天下的路线图。这期间的一百多年里,商鞅治国理念为本,是秦国图强和能够以武力统一的重要基础。

  春秋战国客观现实是诸侯群雄并起,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生存第一。谋求发展和壮大,是所有诸侯国追求的真理。周朝的礼乐人人都知道好,但也成了最没有用的东西。

  一个思想家频出,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这样的乱世,却是中国思想和哲学发展的顶峰。

  从思想形成来看,老子是最早的,然后是比他小29岁的孔子,随后是墨家,法家。

  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主张无为而治。他说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的规律,极而生变正所谓否极泰来。人力的作用有,但是极小。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所有的人力行为无异于螳臂挡车。

  和老子相比,孔子的儒家哲学主张人的作用,人形成组织,再形成国家和天下。所有人的行为是可以教化和改变的。孔子说“有教无类”,教育可以让人们知礼,可以教化人心为德心,从而使得人具有仁爱之心。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张就是“仁爱”。

  孔子向往周公时代的社会礼乐之风,他开杏坛,周游列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销售他的“仁爱”,可惜,孔子的愿望大部分都落空了,没有人真正重视他的治国理念,不是不好,而是这么做需要的时间太过漫长了,所有的国君都是急需马上使国家强大的办法,儒很好,但太不切合实际了。

  墨子比孔子略晚了一些,墨子原本是从儒学,但是他逐渐发现儒学将一切寄托于人的道德,这是软弱的,也是巨大的缺陷,他转而攻击儒家,发展出了自己的主张,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兼爱、非攻、尚贤、天志、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

  墨子认为每个国家甚至是每个时期,具体情况是不同的,所以,针对不同的情况,要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措施,要有针对性,才能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颇有些今天具体事务具体分析的科学辩证的意味。比如他说: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这也很像今天所说的“互利共赢,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意思。很显然,墨子的思想相比儒学,在那个时代,更加具象和现实,也更能为一些国家采用。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儒家的礼乐才是治理一个国家的根本,同时他也认为,仅仅依靠礼乐也是有问题的,应该将刑法作为有益的补充,来约束礼乐的不足,刑法的使用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不可本末倒置,将法置于礼之上。因为礼是本,法只能作为一个礼能得到贯彻施行的工具。

  对荀子的这一主张不置可否的,是他最器重的学生李斯,李斯说,老师您讲的听起来有道理,却不符合现实,您看强大的秦国,秦国的强大根本不靠礼乐,他们靠的是严明的法度和行之有效的政策,实用才是真理,现在六国都惧怕秦国,要说治国的典范,当然是秦国。

  荀子严厉地批评他的学生,说你看问题太过表面化了,看问题要看其本质。秦国的强大是以天下人为敌作为代价的,它不施人道,终是强弩之末。即便是以强暴取得,终也将失去,因为没有人是发自内心地愿意臣服他。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荀子的正确,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更加证明了荀子的深刻。对于李斯来说,他在这一点上没有领会到老师思想的真义,对于秦王朝的建立、统治,包括它的灭亡,都将联系和影响着历史的变局。

  秦国的崛起和实现大一统,其的执政思想主导是实却缺乏人情的法家,统一之后,秦王朝并没有修正治国方略。经过了几百年的战国时代,社会长期的不稳定,百姓连年受战争的牵累,并不富裕,整个天下都是疲惫的。没有战争了,正该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个时候的秦王朝却背其道而行之,对天下实行的是更加严苛的刑法和更加繁重的劳役和赋役。始皇帝要实现千古一帝的理想,他筑长城、修陵墓、盖宫室、兴水利、建驰道,这里面任一项工程动辄征用民工几十百万人,稍微有一点不符合律法要求,就以严酷的刑法治罪。人民苦不堪言,生计难以为继。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记录了陈胜的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这也是陈胜吴广起义最朴素的始发力。

  班固《汉书》评价始皇帝: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贾谊在《治安策》中,将秦二世而亡,用五个字就做了精辟的总结:秦无道之暴。

  所以,“道”的错误是导致秦灭亡的根本原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并不以个人的意志而改变。但也不可否认,关键历史时期的关键人物对于历史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秦灭亡的主要责任人是嬴政,能影响嬴政继而影响秦帝国国策的,李斯是第一人。

  李斯当年和他的老师荀子争论,李斯认为秦国的治国方略堪称榜样,荀子就说他看问题没有看到本质。李斯的确没有能学到老师荀子思想的精髓,或者说他没有深刻地理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内核。以武力取得天下,就必须在思想上调整治理的方向了。刚刚从战争走向和平时期,统治阶级应该与民休养,努力进行礼仪德化等精神层面的建设,先让整个社会从连年的战争创伤中逐渐恢复起来。这正是儒家仁爱、礼乐的主张。人们得以安居乐业,统治者才能连绵不绝,嬴政代代相传家天下的愿望也才能实现。

  显然李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原本他算是儒家弟子,却没有学到儒家的要义,想来也是历史的遗憾。司马迁对于李斯的评价是中肯的,他遗憾地说:

  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诤,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异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李斯当年判断秦国有统一天下的实力和野心,他想干一番大事业而投奔了秦,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可是李斯的出发点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向他的老师荀子那样心怀天下,因此,当他面临赵高和胡亥的拉拢和威胁时,他第一考虑的不是正义和大道,他首先考虑的是保住自己和家族的高官厚禄,才昧着良心成了二人的帮凶。也正是自己的利益得失排第一,没有以天下为己任,他才没能潜心深入儒家要义。

  作为一个儒家弟子,李斯一辈子行的都是法家为主线的现实主义之路。李斯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司马迁看得很透彻,他说,如果李斯没有这些问题,那么他的功绩可以比肩周公和召公了。

  如果李斯当年真的听懂了老师荀子的话,恐怕历史就要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