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为因素和客观需求的角度分析北宋为什么定都开封
对北宋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开封虽然是“八朝古都”,但多为霸业政权,只有北宋这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此立都,这说明开封对于大一统王朝来说并非首选。相比较开封而言,北方的西安、洛阳、北京更受青睐,事实上宋太祖赵匡胤当年也有迁都洛阳、西安之意,只不过受诸多因素影响而作罢。这些因素当中有人为的干扰,也有客观的需求,在那个时期,开封无疑是最佳的定都对象。
人为因素的影响
“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当年宋太祖曾表达过迁都之意,其迁都的原则是挑选地理位置利于防御的,这样便可凭地理之险,裁撤一些不必要的军队。这与宋太祖强干弱枝的军事布局其实是吻合的,都城如果能据山河之险,则会比中央禁军更可靠。而这个想法被赵光义一句话噎死了,他对张匡胤说了句“在德不在险”,此话的意思就是治理国家是以徳为主,以徳服人还需要什么山河之险呢?这话赵匡胤怎么接?执意迁都就是不愿做一位以德服人的君主,这个坑他可不敢跳!只好在私下无人时,赵匡胤才对赵光义说“晋王之言故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京邑凋弊,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李符
反对宋太祖迁都的人除了赵光义,还有起居郎李符,他大概提出了迁都洛阳的八大难题。大概意思就是洛阳自唐末的长期战乱已经凋零,重建为都的成本太高,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迁移、土地划分等工作相当繁杂;军事上虽然易守难攻,但四塞皆需要重建防御体系,北宋立国不久,这样的巨大费用是无力承担的。
当时赵匡胤并未听取李符的建议,然后又蹦哒出来个李怀忠,此人为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他对赵匡胤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李怀忠的这席话其实点明了开封的主要优势,即漕运便利,从而能够养活首都规模庞大的人口(包括军队)。
我国古代运河开凿疏通的主线就是南北、东西互通,政治中心的东移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运河能接通到哪里。从西安到洛阳,关中地区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人口规模时,洛阳的地位便陡然提升,隋唐时期若非关陇政治因素,迁都洛阳必然会成形,而非只是一个东都。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其核心目的也是将南方粮食、财富运往洛阳。
然而运河开凿、维护的成本相当高,隋朝开凿通济渠便是为了供养洛阳,此渠分为三段: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黄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黄河的自然河流;东段起自板渚,引黄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从而联通黄淮。隋朝又在洛阳建设了五大粮仓,用于储存南方运输而来的粮食,这个“南粮北运”的大工程是隋唐时期洛阳得以维持繁华的保障。
但这条路线因连接水系沙土较多,每年疏通河道之成本非常昂贵,而开封所在位置是通济渠东段,其中的汴渠连接黄淮两大水系,既能满足南粮北运的需求,同时也省去了中、西段运河的维护费用。所以赵光义说“京师屯兵百万,全籍卞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若迁都洛,恐水运艰难”。因为在北宋建立之前,后汉、后周也是立都开封,几乎放弃了通济渠中西段的维护保养,北宋倘若迁都,则需再次疏通河道,当年隋炀帝修通济渠时可是动用了数十万民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宋初显然不具备这种国力。
再说个题外话,元朝末期大运河堵塞,元朝统治者也是考虑到疏通河道成本太高,故而选择了放弃内河航运,改由江南沿海码头向元大都运送粮食。所以朱元璋等南方割据势力控制了海岸线后,元朝的气数就尽了,朱元璋能够完成由南向北的统一,很大程度上源于此因。
这里是客观事实,我之所以按人为因素来讲,主要考虑到劝谏之人的动机,至于漕运的客观原因,后边再讲。无论是李符还是李怀忠的劝谏,赵匡胤都没怎么在意,但赵光义劝谏之后就不再提迁都的事儿了,毕竟张匡胤也不愿做一个无德之君。那么赵光义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赵匡胤有个儿子叫赵德芳,这个人在“斧声烛影”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矛盾角色,他也是此事争议最大的诱发因素。很多学者提出张匡胤有意传位给赵德芳,那么赵德芳与迁都有何关系呢?殊不知,赵德芳的岳父焦继勳当时任河南府尹,治洛阳,而斧声烛影的另一位主人公赵光义则时任开封府尹。有人说开封府尹在北宋就是储君挂职锻炼的职位,其实在北宋开国之初,这个潜规则是不存在的,闲散宗室一样可以出任开封府尹。
但既然历史上发生了“斧声烛影”的事件,就说明赵光义是觊觎皇位的,赵德芳不管有没有被立为储君的意向,至少迁都洛阳都对赵光义不利,因为赵光义的势力、人脉集中于开封。如果迁都洛阳,那么赵德芳的老丈人必然是其争夺皇位的有力后盾。所以迁都一事明面上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政治斗争的影子随处可见,迁与不迁都是人为因素主导的。提出“八难”的那位起居郎李符,最后也当上了权知开封府,这绝非是巧合吧?
客观因素
当赵光义说出“在徳不在险”以后,赵匡胤也给出了很直接的回应:“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之所以会这样说,赵匡胤是想通过据险来缩减军队规模,而留都开封,无险可守,则无法缩减军队规模,那么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财力流入京师,以供养规模庞大的禁军。所以“在徳”二字就是空话,这只不过是赵光义向哥哥的政治发难,其实开封与洛阳的都城选址,最客观的就是落在禁军与漕运两个关键点。
唐亡于藩镇是不争的事实,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是为了杜绝藩镇,然后以中央禁军达到”强干弱枝“的功效。这种尝试在五代已然形成,后梁军事虽然仍然依靠藩镇力量,但“侍卫亲军”的概念已经形成。后唐灭后梁时,庄宗扩充的“牙军”已经初具禁军之形,但这种牙军在战后被遣返回原藩,还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军。后唐明宗以此种模式兴起并夺取皇位后,便着手禁军制度的改革,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亲卫军”,并将其置于中央序列,是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队,北宋禁军便是延续了这种模式。
既然是职业军人,那就需要财政供养,换今天的话叫体制内铁饭碗。后梁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范镇,京师军队规模较小,所以后梁开平元年时,长安因战乱损毁,朱全忠迁都洛阳并未遇到供养军队的压力。此时虽也有过定都开封还是洛阳的争执,但“从近古之制”依旧是最主流的意见。何为古制?即“立四庙于西京”,也就是祭天,祭地的那套东西,重立皇帝“郊祀”之四庙,必于洛阳之南,这便是传统古制。所以当时朱全忠的军事基地在开封,定都却选在了洛阳,这是有历史情节的,也是禁军模式未成形的结果。
梁末朱友珪篡位后,其异母弟朱友贞被授东京留守、开封府尹,这个不安分的弟弟于乾化三年(913年)率领开封的禁军发动兵变,诛杀了朱友珪,随后于开封定都称帝。当时关于这个定都也受到百官阻挠,朱友贞则以“贼平之日,即谒洛阳陵庙”为推脱,这既说明了洛阳在选都的历史情节,也说明了开封供养军队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
后来后唐庄宗开始组建类似禁军的组织,置于洛阳周围,可由于洛阳周围粮食贫乏,导致了供养不足,禁军叛乱,庄宗也命丧叛乱。所以后来的后唐明宗只能把军队养在开封,行政中枢留于洛阳。后晋、后汉都是参照这个模式,但在皇帝行幸开封成为常例时,开封的都城化建设也逐步展开,直到后周太祖正式将都城定于开封。
这个历史发展就说明了洛阳在当时除了历史情节和险关要隘外,就再无可取之处!后唐以后的禁军规模动辄“卫士不下十万”,这十万人不事生产,享受“财政全供”,每年吃掉百万石粮食,其裙带家属、随军等,亦由中央朝廷安置补贴。不管管家承担的起否,首先要求一条畅通无阻的运输补给线通达屯兵处,这就对漕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前文说了隋唐修大运河以惠泽洛阳,而到了北宋建国时大运河是何等景象呢?据载,“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且当时江南属于割据政权,想通过漕运达到南粮北运几乎不可能。
在这一点上,赵光义看在了前头,他在力主定都开封时,一方面为太祖“强干弱枝”的思想而扩充禁军,一方面大力修浚汴渠相关水道,待北宋灭掉南唐以后,控制了南方大部分产粮区,这才使汴渠畅通无阻的将南方粮食运抵北方,惠泽了开封。在此之前,开封的屯军规模并没有北宋大,此地主要通过五丈河从山东调粮,岁入百万石而已。而汴渠疏通之后,岁入六百万石,这才是北宋禁军赖以拱卫京师的基础。而汴渠疏通之人力物力已经损耗巨大,再将古之通济渠全线修通,只为迁都,这种买卖谁看来都不划算!
赵光义为开封做出的规划与贡献,完全战胜了洛阳的历史“权威”,也彻底改变了五代以来洛阳行政、开封屯军的奇葩格局。加之宋太祖得国不正的后怕,志在铲除藩镇之害,故而也就认同了赵光义的规划,将行政、军事集权统归一城,实现“强干”的最大化。太祖口头表示迁都意在裁撤冗兵,其实早就默认了开封的战略地位,只不过他收复燕云未成。这一计划倘若达成,开封也就不会遭到后世诟病了,燕云若得,开封完全可以在北方屏障的保护下安然无恙,辽、金也就没那么容易南下入侵了。无论如何,北宋禁厢分治的军事布局对漕运要求极高,开封在当时远比洛阳更具优势,关中西安则早已落魄,根本不在选择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