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潘世恩为何能历经四朝,仍然备受重视呢?
清朝君主独裁统治,因为小过失被罢黜或杀头的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能占据高位并得以善终的大臣为数甚少。在这些人当中,历事4朝、为官40余年的状元宰相潘世恩,无疑是典型代表,并被后世称为清朝300年来最有福气的官员。那么,潘世恩有哪些做官秘诀,以至于能长期混迹政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01宦海浮沉
潘世恩
,字槐堂,号芝轩,苏州府吴县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便以博学多识、才思敏捷而著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潘世恩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在殿试中考取甲榜第一名,成为令莘莘学子无比艳羡的状元郎。殿试夺魁后,潘世恩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由此成为朝廷高级储备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嘉庆帝在位中前期,潘世恩因办事周到、低调内敛而深受器重,先后担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续办《四库全书》总裁、文颖馆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务,并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晋升为工部尚书,由此跻身重臣行列。此时,潘世恩只有42岁,其晋升之快远超同僚。次年,潘世恩调任户部尚书,仍署理工部尚书,不久又署理吏部尚书。
然而,就在潘世恩意气风发、憧憬相位之际,一场意外却将他踢出权力的中心。原来,潘世恩因为老母病亡,不得已辞官回家服丧3年,等到为母守孝期满后,他又以老父年迈为由,上书朝廷请求在家侍养老父。没想到,嘉庆帝对潘世恩的举动大发雷霆,下诏将他降为侍郎,但需要等到其父去世并为其守孝期满后,才能回京任职。如此一来,潘世恩在吴县老家闲居14年,堪称官场失意人。
等到潘世恩为亡父守孝期满,按规定回京任职时,已经是道光七年(1827年)四月,皇帝早已经换了人。不过,道光帝倒也还算厚道,遵照其父11年前颁布的诏令,立刻任命潘世恩为工部左侍郎,不久又实授吏部左侍郎。从道光八年(1828年)八月起,潘世恩先后署理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到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时又被擢升为工部尚书。就这样,潘世恩兜兜转转17年后,终于又回到尚书的任上。
02位极人臣
自乾隆帝统治的晚期开始,清朝便开始走下坡路,而经过白莲教大起义的冲击后,国势更是萎靡不振。不过,处在帝国由盛转衰过渡期的道光帝,却是个因循守旧、疑心颇重的皇帝,非常讨厌倡言改革、锐意进取的臣僚,而对老成持重、循规蹈矩的官员大加青睐。正因如此,潘世恩复任尚书仅3年后,便被擢升为大学士,时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四月。
说段题外话。大学士在清朝属于正一品大员,往往兼任各部尚书,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指导批答奏章,并肩负着编纂史书或实录,充当会试考试官、殿试读卷官等角色,虽然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通常情况下,官员在入阁拜相前,往往要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副宰相,但潘世恩却跳过这个阶段直接拜相,由此可见道光帝对他的器重。
就任大学士8个月后,潘世恩又被道光帝任命为军机大臣,地位、权势更盛。有清一朝,军机处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凡国家大政、重要人事任免、重大案件审理等事宜,莫不参与其中,是实际上的中枢权力机关。通常情况下,官员在担任军机大臣前,往往要先经历一段“行走学习”的阶段,但潘世恩却跳过这个阶段直接进入军机处,同样令同僚既震惊又羡慕。
除了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外,潘世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正月又被授予太子太傅的官衔,地位达人臣之极。在晋升为太子太傅的次年,年逾八十的潘世恩因腰痛无法上朝,道光帝特地下诏,让他带职在家长期休养,何时病好何日视事。等到道光帝驾崩后,继位的咸丰帝同样厚待潘世恩,曾亲书“琼林人瑞”的匾额相赠,并多次请他推荐人才,可谓莫大的荣耀。
03倍极哀荣
咸丰四年(1854年),潘世恩病死在北京,终年86岁。咸丰帝得知消息后悲不自胜,不仅亲临吊丧,并且下诏褒恤,赐谥号为文恭,入祀贤良祠。与此同时,咸丰帝对潘世恩的三个孙子潘祖同、潘祖荫、潘祖保分别赏给进士、翰林院侍读、举人的身份,并恩准潘祖同、潘祖保分别参加同年举行的殿试、会试。潘世恩历事4朝、为官40余年,死后能享受如此殊礼,在清朝可谓相当罕见。
晚清史学家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对潘世恩的人生甚是羡慕,并称他是300年来最有福气的宰相。在这本书中,陈康祺论述道:“本朝耆臣,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琼林者八人,状元作宰相者八人,唯潘文恭公兼之。又大拜不阶协办,枢廷不始学习,皆数异也。富贵寿考,子孙继武,公之福祉,三百年一人而已。”
潘世恩虽然不可能看到陈康祺对他的评语,但他在世时,也同样认为自己是个无比幸运的人。在道光帝统治的中后期,内阁共有4位大学士,除潘世恩外,穆彰阿、宝兴、卓秉恬等3人都是他的门生,每次议事时都对老师尊敬有加。正因如此,潘世恩曾极为自豪地赋诗道:“翰苑由来重馆师,卅年往事试寻思。即今黄阁三元老,可忆槐厅执卷时。”
不过,潘世恩的仕途虽然很成功,但此君整日因循苟且、毫无担当,从不触怒当政者,并以保住荣华富贵为要务,至于帝国和民众的安危根本就不放心上,堪称庸官群体的典型代表。在这种人长期占据朝堂的情况下,晚清局势的糜烂,由此不难想象。因此,对于清朝来讲,这位300年来最有福气的宰相,非但不是帝国的“吉祥物”,反而是其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