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曹操不同的是,袁绍为何两度中止迎奉汉献帝的计划?
魏武帝曹操之所以能够削平诸侯、一统中原,除了把“足食足兵”的原则发挥到极致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他把汉献帝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由此获得以朝廷名义征伐招讨、号令天下的资本。按照常理来讲,既然“挟天子以令诸侯”能带来如此丰厚的“红利”,那么,作为地盘最广、号召力最强的军阀,袁绍更应该捷足先登,以便成就一番大事业,但他最终却没有这样做,似乎是失策至极。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事实上,夺取冀州之初(191年)和汉献帝从长安冒死逃回洛阳后(196年),袁绍曾在大谋士沮授的建议下,两度滋生出想派兵迎奉皇帝的想法,但最终都不了了之。平心而论,袁绍之所以两度中止迎奉汉献帝的计划,绝非因为生性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而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在袁绍看来,汉献帝并非合法皇帝。众所周知,董卓在废黜少帝刘辨、改立献帝刘协一事曾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其中便包括袁绍,而他也由此被排挤出朝。因此,尽管献帝坐了天下,但在袁绍的眼中他不过是董卓的傀儡,根本不具有合法性。不仅如此,为了对抗董卓集团,袁绍在关东纠集同盟军时,还打算拥立宗室刘虞为皇帝,只因后者坚决不肯听命才作罢。
虽然没有完成另立朝廷的愿望,但袁绍依然不愿承认献帝的合法性。原因无他,袁绍以讨伐董卓的名义起兵,而由于献帝跟董卓是一种畸形的“共生”关系,那么讨董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无异于推翻献帝。如果袁绍转而承认汉献帝的合法性,那么讨董军事行动(包括讨伐后来的李傕、郭汜)便失去正义性,而袁绍靠此积累起来的权威和名望也将荡然无存,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其次,在袁绍的眼中,汉献帝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诚如谋士郭图和大将淳于琼所言,如果把汉献帝迎奉到河北,那么出于君臣之道,袁绍必须事事要向皇帝奏报,如果服从皇命,那么自己的权威便会不断被削弱,而如果抗旨不遵,则难免会招致天下人的声讨,无论怎样看都不划算(“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引文见《后汉书》)。
有人可能会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来辩难,证明傀儡皇帝非但不是“烫手的山芋”,而且还能给当事人带来无穷尽的政治“红利”,
由此得出袁绍不肯迎奉献帝,乃是见识短浅之举。其实这样说并不恰当。曹操从汉献帝身上榨取到大量的“剩余价值”不假,但在他能完全控制住皇帝之前,曾面临过一系列政治暗杀,稍微举措失当便会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对于挟持皇帝所需面对的风险,无论是曹操还是袁绍,必然都会有清醒的认识。不过,曹操由于出身低贱(宦官养孙)、形象不佳、政治号召力极弱,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靠迎奉汉献帝来号令天下。反观袁绍,不仅出身高贵、形象气质佳,而且政治号召力极强,根本不需要再借助汉献帝来扩大影响力,自然也就没必要去面对那些政治风险。
最后,袁绍担心汉献帝与河北世家大族合流,威胁自己的地位。熟悉历史的朋友都清楚,东汉是个世族占据支配地位的朝代,各州郡内部的世族之间经常互相联姻、结盟,以此来维护共同利益,除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外,他们绝不肯轻易接受外地家族强加的统治。就袁绍来讲,其所属的汝南袁氏尽管是豪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但根基毕竟还在河南,若想在河北立足,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袁绍难免会产生这样的顾虑,即一旦把汉献帝迎奉过来,那么河北的世家大族们很可能便会联合起来,以拥戴皇帝为名压制他,从而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并通过逐步削减权力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的势力赶出河北,实现“冀人治冀”的梦想。更何况,积极倡导迎奉汉献帝的沮授正是河北世家大族的代表,便更是增添袁绍心中的疑虑、忧惧。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考虑,袁绍连番婉拒沮授的建议,不肯迎奉被其他诸侯视为“香饽饽”的汉献帝来河北,从而“便宜”了曹操,使得后者借此壮大实力,并由此走上兼并群雄之路。虽然后世之人屡屡把袁绍拒绝迎奉汉献帝视为愚蠢之举,但就当时的情势而论,他这样做的确合情合理,只是因为他后来败给了曹操,才让这些正当理由变得苍白无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