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努尔哈赤被“红夷大炮”炸死的真相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辽东重镇宁远城。明军守将袁崇焕“令闽卒罗立”,发射重达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数重。”当场击毙努尔哈赤的爱将火狐狸及努尔哈赤的亲侄儿,并击中努尔哈赤坐镇指挥的黄龙帐,最终导致努尔哈赤因重伤而亡。

  为什么闽南人能异军突起,优先于其它各省份,首先掌握铸造红夷大炮技术,并在宁远之战胜努尔哈赤?

  从地理位置上看,泉州刺桐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中部,与台湾海峡相交通。自元代起,刺桐港的海外贸易和社会经济逐渐达到鼎盛。1291年春天马可?波罗从泉州刺桐港起航到达波斯湾。从此,波斯的阿拉伯人不断涌入,闽南人与阿拉伯人通婚所繁衍的后代,成为新一代闽南人。马可?波罗漂泊、奋斗、发迹的人生被新一代闽南人所效仿,1291年马可?波罗扬帆离开泉州以后,闽南人就步其履辙,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尤其是“近在咫尺”的东南亚各国。

  相较于中国其它地区,闽南与菲律宾的往来既多且早。早在明万历二年(1574年)追剿海贼林凤的事件中,双方官府即有所接触。其时,西班牙人初占菲岛,物资供应颇赖每年来航的中国商船,而所载去的货物当中,除生活用品外,还包括火药和铁弹等军备物资,以及制造铜炮和弹药的原料。其时,马尼拉的闽南人也一直维持在数千至三、四万之多,频繁的交往为“吕宋大铜炮”铸法传华提供了绝佳条件。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岁的“吕宋惨案”发生之后,死里逃生的马尼拉闽南人亲眼目睹了钢铁、文明与技术的厉害,它们比大刀、长矛更占优势。他们明白只有学西人之长技,才能有效阻止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发生。勤奋好学而又智慧的闽南人不仅学习西班牙人铸造火炮的工艺流程,还将中国先进的熔铁工艺与西人的铸铜技术相融合,巧妙地利用铜的熔点(1083℃)远低于铁(1538℃)的物理性质,在“铁胎”(炮管)浇注冷却以后,再用泥模或用失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透过“铁胎”外铜壁凝固时的收缩力,加强炮体抗压强度,铸造出数千斤重铜铁炮管的新式红夷大炮。这种新式红夷大炮告别了中国传统火炮的“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不迅不直”和“微弱的炮口初速”时代,成为“无敌天下之神物!”不仅如此,这些闽南人还偷偷学得西班牙人使用火炮的技术,从大炮的测距、瞄准、调整仰角,装填火药至最后的发射要领,并代代相传。

  战争是武器的威力与作用的历史见证人。萨尔浒之战惨败的七年之后,宁远大战在即。由闽南人铸造的十一门红夷大炮被安放在城外演武场中。围绕这十一门红夷大炮是否参加与努尔哈赤的生死决战,争论不休。有人担心会重蹈辽东战役之履辙,大炮炸膛而杀害自己的士兵;有人认为这会被敌人所用,主张用锻铁将各炮的火门封死,莫衷一是。

  “火器把总”彭簪古与孙元化在京城受过严格训练,对这批红夷大炮的巨大威力与作用心中有数。他们认为可以“凭坚城,用大炮。”以罗立为首的二十六位闽南炮兵支持彭簪古的战术主张。守将袁崇焕认为这十一门红夷大炮身管长,管壁厚,射程远,是击杀快速密集骑兵的先进武器,他认为“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着。”他下令,火速将城外十一门大炮运入城内,架设在东、西、南、北四个城头。同时命令彭簪古负责指挥东、北方向炮群;罗立负责指挥西、南二面大炮,彼此相互援应。

  战争的结果,由罗立操射的那尊“三千斤重”的红夷大炮,击毙努尔哈赤的侄孙和爱将火狐狸,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罗立发炮打中黄龙幕帐致重伤而亡!

  宁远大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自“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的一个大胜仗!明熹宗圣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之,深足为封疆吐气!”

  天启六年三月,立首功的红夷大炮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彭簪古因指挥作战有功,获加都督职衔,而操管该炮的闽卒罗立被提升为“把总”。

  天启六年四月,礼部更奉旨差官拜祭宁远退敌的红夷大炮,正式奠定了由闽南人铸造的新型红夷大炮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