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为何说以身殉国殉君主的却不是忠臣或良臣呢?

  齐国国君问晏子,忠臣是怎样侍奉君王的?晏子回答:有难时不陪他死,逃亡时不跟他走。齐君不悦地说,这样能算是忠臣吗?晏子回答说:“臣子的进言若被采用,臣子的策谋若能听从,国家不可能有难,君王也不至于流亡,用得着臣子去殉难和护送吗?反之,因为昏聩不明而导致国家危难、君王逃亡,随同殉难等于白白送死,随同逃亡则是违心之举。所谓忠臣,就是平常能够让君王向善为民、励精图治,而不是等到危亡时与君王共同赴难。”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当末路皇帝朱由检自缢的消息传来,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15人相继殉难。像这样随同君王殉难的臣子还有很多,后人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以为他们是人臣之楷模、社稷之栋梁。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假象与错觉,真正发挥利国利民作用的不是忠臣,而是良臣。那些所谓的忠臣大多是大厦将倾时无奈殉身,而不是未雨绸缪时力补天阙;他们看重的是个人名节,而不是天下兴亡;效忠的是旧制度和独裁者,而不是社稷与苍生;既不是良臣,更不是功臣。

  作为齐国名相,晏子不赞成也不屑去做这样的忠臣。在他看来,真正的忠臣应是社稷之臣,应当效命于国家,而不属于某一位君王。就是说,社稷的利益高于君王,臣子可以与社稷共存亡,而不必与君王共危难。齐景公曾支使晏子替他取热食和皮衣御寒,被晏子以自己是立于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针之臣,而不是掌管衣食供奉的官为由断然拒绝。之后,景公在晏子面前总是按照君臣礼节行事。这也说明,那时的臣子对职责以外的事可做可不做,而且有权不做。可后来有些君王不论公事还是家事、私事都安排臣子去做,臣子不仅不会拒绝,反而引以为荣。如汉文帝痔疮发作,疼痛不已,官至上大夫的邓通为了谢主隆恩,竟然接连几次为他吮吸脓血。

  管子、晏子等一批先秦政治家、思想家,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坚持社稷之臣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学养修为外,与当时的君臣体制也有很大关系。同后来那种君尊臣卑、高下分明的伦理不同,先秦儒家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事君以忠”要以“君使臣以礼”为前提。“忠”的含义也不是无条件地顺从,而是“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臣对君不可以欺瞒,但可以冒犯。孔子甚至认为,君王愚顽不听劝,臣子可另投明君。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在先秦政治家、思想家那里,臣子之于君王,不仅关系对等,而且积极能动。加上臣子的学识、智谋和能力大多高于君王,君王对臣子的依赖性比较强,君能选臣,臣也可以择君;臣只对社稷安危尽忠,而不必为君王的愚蠢负责;臣奉献于君的只是智谋和体力,并不包括人格和自由。这在晏子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他的话语系统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愿效犬马之劳”甚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之类自伤人格的词语。他为了社稷可以弊衣箪食、鞠躬尽瘁,却不会毫无尊严地把自己“贷与帝王家”,这种“为臣不卖身”的独立人格和操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