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宋朝的科举考试有哪些内容?进士科省试与殿试有哪些试题?

  对宋朝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不仅是古时候还是现在考试都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之一,当然了,在古时候的考试最著名的还是科举制开始了,当然,科举制考试主要是用来当官的一种考试了,小编也是看到有不少的人在问小编宋朝的科举制会考哪些题目呢?题目难吗?通过率高吗?

  如果我问:古代的科举考试考什么?也许你会不假思索地说:考八股文呗。

  但这个答案并不准确,至少不够全面。相对于科举制度,八股文的历史要短暂得多,科举制创立于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才出现。即使在明清时期,科举也不仅仅考八股文,明代的乡试与会试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此即所谓的“八股文”,第二场试“论”及应用文写作,第二场试“策”;清代的乡试与会试也是各考三场,首场试经义及韵诗,第二场试经文,第三场试“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场的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就更丰富多样了。

  宋代的科考实行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发解试相当于初试,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过发解试获得参加省试的资质;省试相当于复试,由礼部主持,被录取者便可从此步入仕途。至于殿试,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举又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做“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我们要介绍的主要是进士科省试与殿试的试题。宋代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差不多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殿试通常都是试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我们都习惯将现在的高考比拟为古代的科考,其实科举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门槛而已,科举却是传统社会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是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网罗天下之英隽”,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应试者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

  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策论,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诗赋题目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

  从答题形式上看,试经义、试论、试策都有点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议论文为主,目的当然是为了测试考生对于经典、史事、时务的见解。考试时,主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出一块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场或四场。

  具体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在宋代,人们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本为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碑铭,我们借用来形容宋人之学术,陈先生必定同意,因为陈先生又说过,“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考生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者。

  王安石设经义科目,并试图将他的新学立为考试评判标准,即受到司马光的抗议:“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司马光所追求者,是各家各自解释经学,百家争鸣,在思想市场展开竞争。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欧阳修都不知出自何典。这要是放到明清时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由于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策问往往可以体现出题者的“问题意识”,许多当过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对自己拟出的策问题目有些“敝帚自珍”,将策问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策问多道,其中一道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此题涉及对宋朝缺乏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切实见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几何与畜牧业知识。

  熙宁四年(1071),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述专权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出现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题目,自然是想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有科举,但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我们看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有才学、有见识的国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