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高位的张居正如何用一篇文章“骗过”皇帝？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七十四岁的张文明患病，张居正本想请假省亲，恰逢宫中筹备皇帝大婚，作为首辅，他是无法脱身的，

　　只得定在大婚以后再告假。不料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父亲遽尔病逝。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次日，张居正的同僚、内阁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上疏奏明皇上，

　　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请求皇上谕留张居正。

　　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二十七月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

　　谓之起复。虽然前朝也有丁忧“夺情”的先例。但是，这样做不符合明代的典制。

　　大臣吕调阳、张四维希望皇上“夺情”张居正。神宗本人也深感不可一日无“元辅张先生”，不愿他丁忧归里，

　　更不愿新政中途遭到挫折。所以他接到吕调阳、张四维的奏疏后，随即下旨：只准许张居正在京师的家中服丧“七七”（四十九天），然后“照旧入阁办事”，

　　这就是所谓“夺情”起复。

　　如果事情是神宗的真是意图想法无可非议，然而这件事情的背后却是张居正与冯保的一场精心策划。

　　按人之常情及祖宗旧制，必须丁忧守制，但张居正大权在握，新政正在展开，他不愿因丁忧而离任二十七个月。但碍于祖宗旧制与舆论压力，

　　必须妥善策划一个两全之计。就在吕调阳、张四维上疏请皇上“夺情”之前，他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密谋策划，竭力促成皇上“夺情”之局。

　　“大冯保，挟冲主，操重柄，江陵（张居正）素卑事之。新郑（高拱）既逐，保德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

　　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次辅蒲州（张四维）进揭，即微露其一斑……疏入，漏下已二鼓。昧，特旨从中出，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

　　内阉持司礼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史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

　　由此可见，“夺情”虽出于皇上旨意，却是张居正与冯保事前谋划好的。《万历邸钞》万历五年秋七月条“张居正闻父丧，诏夺情视事”，

　　有如下说法：“居正闻丧，初辞疏，即云守制是常理小节，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何恤訾议；再恳辞，忽且请留京守制，

　　以次子驰驿回籍营丧事。盖其自为计非朝夕，以故讣疏方上，而慰留即下云。”可见张居正本人并不想丁忧守制归里，又不便直说，

　　便通过冯保要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挽留，而张居正则言不由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乞求归里守制，目的在于遮人耳目。

　　为了应付舆论，张居正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九月底，他正式向皇帝上疏乞恩守制，以表示他对皇上“夺情”的反应：“臣在忧苦之中，一闻命下，

　　惊惶无措。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这其中，话里有话，他强调了“非常”一词，“非常理之所能拘”一句，

　　用在“乞恩守制”疏上，不但牵强附会而且自相矛盾，只是为下文作铺垫罢了：“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事草芥贱躯，

　　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张居正本意是希望皇上“夺情”，又不得按惯例向皇上乞恩“守制”，所以这篇违心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且漏洞百出。奏疏的基调是乞恩守制，

　　却大谈什么“非常理之所能拘”，“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话中之话是要表明“守制”是常理小节，不必拘泥，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他的决心，

　　如果皇帝坚持“夺情”，他可以置常理、小节于不顾。无怪乎《实录》的编纂者在记述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时，要写下这样的按语：“观此，

　　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可谓一语道尽其中奥秘，暴露了他与冯保一手策划的“夺情”内幕。

　　经过半月有余的公文往返，夺情起复之局终于定了下来。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于“七七”之后仍入阁办公，大权继续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