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神授中国和西方有什么区别?又有哪些相同点
中西君权神授对比
中国的君权神授
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据记载,在中国,夏代奴隶主已开始借宗教进行统治。《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
这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
殷商奴隶主贵族创造了一种“至上神”的观念,称为“帝”或“上帝”,认为它是上天和人间的最高主宰,又是商王朝的宗祖神,因此,老百姓应该服从商王的统治。西周时用“天”代替了“帝”或“上帝”,周王并被赋予了“天子”的称呼。周代的铜器“毛公鼎”铭文记载:“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明确地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
君权神授的理论在汉代有了系统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天志”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其是最高的人格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西方的君权神授
中世纪时期,查士丁尼皇帝竭力歌颂君主的权力,第一个提出君权神授思想,竭力将世俗君权和宗教神权结合起来,从而使东罗马帝国(拜占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神权君主国,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与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写,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他说,“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弃民”居住之所,但两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奥古斯丁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区分不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但是到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区分。这一理论充分表现出奥古斯丁作为思想家的狡黠和机智,既为当时的社会混乱作出了解释,又给无奈中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他的理论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上帝看似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具体事情也没做,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靠实力树立权威。
160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指定詹姆士为其继承人后驾崩。詹姆士即位为英格兰国王,自封为大不列颠王国,史称詹姆士一世,时年36岁。1625年,詹姆士一世驾崩。
詹姆士一世不了解英国议会,看不起议会下院,鼓吹君权神授论。1611年,他第一次解散议会。
西欧的封建王权是在民族大迁徙,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迁徙和建国等混乱状态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正像基佐描述的:“众雄逐鹿,风云莫测的时代,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这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恩格斯也说过:“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