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史记》里的故事真的发生过吗?有没有杜撰呢?

  喜欢历史的朋友肯定都有读过《史记》,《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到黄帝时代,下到汉武帝初年,整整跨越了3000多年的岁月。不过《史记》中记载的内容都是真正的历史吗?答案是否定的。司马迁也没办法活3000多年,不然他就能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给记录下来。实际上《史记》中也有很多杜撰的内容,在历史上并没有真实的发生过。但就算这样,《史记》依然是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

  说到《史记》,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从小学的《将相和》开始,我们就与它耳濡目染。作为二十四史的老大,又与《资治通鉴》成为史学CP,《史记》的成就和影响自是毋庸置疑的。

  该书的作者司马迁更是因《史记》“一书封神”,从此咸鱼翻身,成了后世无数历史学家的祖师爷。不过,就客观性而言,《史记》是否真的就是一部完全真实可信的史书呢?

  《史记》的戏说高于史实

  在《史记》中,最为精彩的要数鸿门宴这一段了,司马迁依次介绍楚汉阵营的人物。最后,司马迁专门提了句“亚父者,范增也。”在鸿门宴之前的《范增列传》中,我们都已经知晓范增与项羽的关系,这里为什么还要专门介绍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一群人在一起寒暄,项羽恭维刘邦看起来胖了,刘邦吹捧项羽看起来帅了,范增看看刘邦身边的张良,打着小算盘。

  那么,他们由寒暄到各自落座,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司马迁专门介绍“亚父者,范增也”,是给读者勾勒了一个鸿门宴之外的场面,让读者的脑海中有一段恰当的留白,不至于一开始就陷入紧张的情绪。但是亚父授意项庄进来祝酒,所言“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这两句没有加上项伯“见事紧急”之类的话语,又让人感到事情急迫,让项伯来不及想。

  这样层层递进,一步步制造紧张气氛,最后让人身临其境的套路,跟说书人如出一辙。

  读《史记》,就好比司马迁作为一个说书人,既要旁白,还要融入进剧情,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表演,我们就好比观众,听着司马迁声情并茂地“戏说”历史。

  烽火戏诸侯、荆轲刺秦王都是假的?既然是“戏说”历史,司马迁在某些历史的记载上,投入的感情色彩就比较浓厚。

  拿“烽火戏诸侯”来说,周幽王得到了美人褒姒,这位褒姒是个冰美人,蒙娜丽莎的2.0版。周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你不笑是吧,“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他点燃了烽火台,戏弄了诸侯,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

  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这事让诸侯们丧失了对幽王的信任,也就渐渐不来了。结果犬戎一来,周幽王再点烽火,没人理他,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了周幽王。

  这“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司马迁写得跟亲眼见过似的,但是西周哪来的烽火制度?再说了,即便有,请问在山东的齐国如何能看到陕西的烽火?任他斗转星移,竹简也不会说谎。

  在2012年发现的一组战国竹简中,发现了周幽王被灭的古文字记载。据竹简记载,周幽王废掉了申皇后,她的老爸申侯很不爽,上书进谏,劝诫幽王不要重蹈夏桀和商纣的覆辙。周幽王听到臣子将自己比作亡国之君,当时就怒了,主动出兵攻打岳父申侯,申侯联合缯国以及犬戎和周幽王大战,最后周幽王战败被杀,西周灭亡。

  再来说说荆轲,司马迁把他刻画为武艺高强、重情守诺的刺客。但荆轲刺秦,是在燕太子丹满足了荆轲所有的要求,荆轲一直推诿,不得已才动身的,荆轲算不上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就连刺客安身立命的武艺,荆轲也很一般,相比较聂政从一堆人身边杀出重围,荆轲刺秦的动作实在是笨拙。

  在刺客史上,荆轲之所以比聂政有名气,在于聂政刺杀的人不如荆轲刺杀的人有分量,而荆轲刺的对象是嬴政。而反抗秦国的暴政就更谈不上了,果真如此大义凛然,又何必在太子丹多方催促甚至威胁下才动身。只能说,荆轲牛皮吹大了,想不吹都不行了。

  如此的例子林林总总了,首先司马迁对于刘邦就不够尊重,把刘邦说成是刘邦的母亲与神仙生的,这就硬生生得给刘太公戴了有颜色的帽子不说,还把汉家帝王搞成了统统是来路不明的货。

  对于自己的老板汉武帝,司马迁也毫不客气,汉武帝所作的驱逐匈奴这些事被淡化了不少,却着重写了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

  司马迁为啥要“骗”我们?

  说到底,司马迁也是人,再严谨理智的知识分子,也只是尽可能在态度上保持中立,而不可能像机器一样完全客观。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思想为依托去记录事件,而遭受的经历和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会对其有着根生蒂固的影响。

  因为替李陵辩护,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极刑。你在身体上摧残我,我就在名声上搞臭你,不仅搞臭你,还要搞臭你祖宗。司马迁已经很克制,但是这种情绪还是表现出了端倪。同时,司马迁对于那些悲剧英雄,如项羽还有飞将军李广,还有敢于刺杀皇帝的荆轲,溢美之词就很多,这也是由于代入了自己的情感。而褒姒为西周的灭亡背锅,则在于司马迁认为褒姒开了帝王废嫡立庶的先例,没了规矩,国将不国。

  加上此前太子刘据冤死,司马迁又目睹了其他皇子争夺皇位的血腥,在修史的时候,必然会对第一个带头破坏宗法制的褒姒厌恶至极。在司马迁看来,这种恶劣的影响会延续数千年,所以,明贬褒姒,其实是同情刘据,那么矛头最后还是指向了处死刘据的汉武帝。除了主观情绪的影响,在资料搜集方面,司马迁也难免会有所遗漏,而且先秦文学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多有佚亡,他只能走南闯北听当地人的讲述,但这些资料来源有真有假,很多也是道听途说的戏说。

  所以,很多的历史,司马迁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并结合民间的说法去写。但这都不能忽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价值,把自己的态度写入历史,瑕不掩瑜,因为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