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刘邦赐予萧何“带剑履上殿”的待遇,为何萧何忧心忡忡?

  秦末天下大乱,刘邦以一介微末小吏仗剑而起,经过多年艰苦打拼,终于扫平各路诸侯,建立了汉帝国。刘邦既不懂兵法谋略,也没有扛鼎之力,他的成功之道在于会用人,招纳了一大批精英人才为他效力,可以说汉帝国是以刘邦为核心的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汉五年,项羽在垓下决战失利自杀,天下已经基本平定,刘邦的团队到了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面临利益分配问题,群臣互不相让,各自述说自己的功劳,都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这样一直拖了近一年的时间,也没有拿出一个最佳方案。最终刘邦提出萧何为第一功臣,所封赏的食邑最多。对此,诸将纷纷表示不服:萧何连战场都没上过,只会舞文弄墨,摇舌鼓唇,凭什么排在我们这些战功累累、百战余生的人前面?对此,刘邦抛出了一个“功人功狗论”,坚持将萧何列为第一,而且赐予“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殊待遇。

  这样的封赏要是换到别人头上,或许会激动万分,但萧何却是忧心忡忡,他和刘邦打了几十年交道,对刘邦为人了解之深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他一眼就看透了刘邦的阴险用心。事实上,一直以来,刘邦对任何人都做不到绝对的信任,在手下人的任用上始终存在着矛盾心理,既希望诸臣尽心尽力为他效力,又不希望他们势力过度强大,对刘氏家族的权力构成威胁。刘邦对军功集团的将领如此,对事实上的二号人物萧何更是如此。而故意抬高萧何、贬低军功大臣,一方面实现了对军功集团的打压,同时也将萧何推到军功集团的对立面,让二者之间相互斗争,他则坐收渔翁之利,以达到制衡各方势力的目的,可谓是一箭双雕。

  萧何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他身处皇帝和军功集团的双重压迫中,处境如履薄冰。他没有张良那样急流勇退的潇洒,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在夹缝中求生存。一方面他通过捐献家产、强买民田自污名声的方式向刘邦表示自己没有野心,减轻刘邦对自己的猜疑。另一方面他通过低调退让的方式来消除自己和军功集团之间的矛盾,买田置地,他总是选择没人要的穷乡僻壤,从不与别人争长论短;生病时又极力推荐老对头——军功集团代表人物曹参代替自己的位置。即便这样,萧何还是受到刘邦猜忌,甚至被捕下狱,几乎险遭不测。好在最终他还是化险为夷,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刘邦对萧何的封赏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汉王朝建立以后,刘邦与萧何是存在尖锐矛盾的,这种矛盾不是个人之间的利益之争,而是君权与相权的冲突与博弈。在萧何组建的汉王朝政治架构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丞相是国家行政首脑,是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行政权力。相权的崛起势必会使皇帝绝对权力相对削弱,君权与相权之争本质上是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配,二者之间往往会通过博弈和斗争来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刘邦封萧何为第一功臣,就是对官僚集团内部进行的一种分化措施,以官僚集团内部的小平衡来实现整个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的大平衡。

  从刘邦与萧何开始,这种博弈几乎伴随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君权一步步强化,相权一步步退缩,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一职,国家大权才独揽于皇帝,直到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之后,相权才名存实亡,皇权专制达到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