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汉武帝看似把匈奴赶跑了,其实最后双输了

  自汉高祖开始,汉帝国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延续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期间双方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摩擦,但是罕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出现,这与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战略构想有关。

  当军事斗争不再成为主要的政治方向时,或者说,依靠武装斗争的手段不能再获得经济给养的时候,经济建设就成了新时期的政治主题方向。后高祖时代,也就是自汉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起,汉帝国政府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已经逐渐向经济发展这个方向偏移。在文帝执政时期,尤其以经济发展工作为重。

  建国初始的汉帝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供给处于极其紧缺的状态中。彼一时,缓和双边矛盾,无疑是一种降低经济建设成本的方式。简而言之一句话:以空间换时间。这源于农耕经济在稳定性、抗风险性以及可发展性上,与游牧经济相比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农耕经济的高弹性所致,这意味着以同样的时间长度为限制条件,农耕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游牧经济。然而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壮大,会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典型的如垦荒、伐树、兴修水利工程等,此为一则闲话。

  文、景两代皇帝执政时期,“和亲”事实上成了缓和双边矛盾的政治手段。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残破的经济及早步入康复的轨道,而支付适当的稳定环境成本,对于整个社会群落来说,是可以容忍的。

  接受对外输出经济给养换和平,对于汉帝国这个新政权来说,同样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一个稳固政权的重要战略方案。一般来说,外部的压力大多不至于引起政权的变革,而内部的紊乱,则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续存。尤其是当血缘关系不再能约束政治利益的分歧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就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因此,这个时候的第一要务是集中力量消除、解决内部的矛盾。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剪除新割据势力前,试图对外采取任何强硬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极有可能会使江山色变,政权易手。以血为代价得来的政权,任何持有者都不会宽容地允许他人共享,更不要谈转而易手的问题了。

  无数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城往往从内部崩塌。因而说若想攘外,必先安内。

  汉武帝打了一场双输的战争

  晁错算得上是个有远见的人,但是作为从政者,他显然于政治上不够成熟,所以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汉武帝执政时期的人口爆发性增长,是社会群落内不堪承受经济压力重负的开始。而经济实力膨胀的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则是危及专制统治的潜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了汉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的源动力。然而仅有这些还不够,严峻的形势逼迫着武帝必须以更激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经济上要国进民退,维护住统治。毫无疑问,战争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将国家军国化,使得整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群落中的一切资源都能随意地供统治者加以调拨、使用。制造对外矛盾,并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灭激增的人口,降低社会群落内经济的压力。战争,这毋庸置疑的绞肉机,就是人口正增长的天敌。令统治者更为津津乐道的是,这种消灭人口的方式,大多不会令其受到诟病,反倒是好处多多。尤其是在战争胜利后,获得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则成就了他们开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载入史册的光辉政绩。

  这冷眼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两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战争。于是在汉武执政年间,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战争。

  事实上,汉武时期的战争并未如后世人们想像的那样,凭借武力打造了一个盛世,也没有令生存在游牧经济环境中的异族屈服,更没有让他们恐惧到不敢来犯的地步。只是在耗尽国力,人口折损过半之余,兀自多了些空旷的土地。人口的锐减,使得经济资源宽松起来,被破坏的经济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构建。于是新的仁政又来了,所谓的“盛世”再现了。而那巡睃在中华大地上空的专制灵魂,却一直茁壮地成长着,直至步入成熟。